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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电商客服等新型职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这类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工作模式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呈现出灵活性、碎片化、去组织化等特点。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数亿人，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传统劳动保障制度与新就业形态的适配性不足，劳动者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职业安全等方面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亟待构建与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权益保护体系。本文通过分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特征与权益现状，梳理当前保护机制的短板，系统探讨权益保护的可行路径，为促进新就业形态规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现状与挑战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特征与权益内涵

新就业形态区别于传统“单位—员工”的固定雇佣模式，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就业方式的灵活性，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地点，与平台多为“合作”而非“从属”关系；二是劳动过程的平台依赖性，工作任务派发、绩效考核、报酬结算均通过平台算法完成，劳动者处于“线上被管理”状态；三是劳动关系的模糊性，多数平台与劳动者签订的是“服务协议”或“合作协议”，未明确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在此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内涵既包含传统劳动权益的核心内容，也衍生出新型需求。传统权益如劳动报酬权（包括最低工资保障、及时足额支付）、职业安全权（工作过程中的人身保护）、休息权（避免过度劳动）等依然关键；新型权益则涉及算法知情权（了解平台派单、扣款规则）、数据权益（个人信息与工作数据的保护）、职业发展权（技能培训与晋升通道）等。这些权益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劳动者的基本保障需求。

（二）当前权益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

尽管国家层面已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但实践中仍存在多重挑战。

其一，法律界定滞后导致权益保护“边界模糊”。传统劳动法律以“从属性”为劳动关系认定核心，要求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获得稳定报酬。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半自主性”使其难以被纳入传统劳动关系范畴：部分平台通过“去劳动关系化”设计，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规避缴纳社保、提供劳动保护等义务；而劳动者若无法被认定为“职工”，则无法享受工伤保险、经济补偿等法定权益，陷入“似工非工”的尴尬境地。

其二，社会保障覆盖存在明显缺口。现行社保体系以“单位参保”为基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需自行承担全部费用，且仅覆盖养老、医疗两项，工伤、失业等险种缺失。以外卖骑手为例，其工作中面临的交通意外风险远高于传统职业，但因未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难以通过工伤保险获赔；部分平台虽为骑手购买“意外险”，但保额低、理赔条件严苛，实际保障效果有限。

其三，平台算法管理引发权益侵害。平台通过算法实现对劳动者的“精准控制”：派单规则不透明，劳动者需通过“抢单”或“跑量”竞争；绩效考核中，超时扣款、差评扣薪等规则过于严苛，部分劳动者为避免处罚不得不冒险闯红灯、疲劳接单；更有平台通过“动态调价”压缩单均收入，劳动者劳动强度与收入增长失衡，“多劳未必多得”成为普遍现象。

其四，劳动者组织化程度低，维权渠道不畅。传统工会以企业为依托组建，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分散在平台之下，难以被单一企业工会覆盖；部分平台企业虽成立工会，但存在“形式化”问题，难以真正代表劳动者发声。劳动者在权益受损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如平台数据由企业掌握）、维权成本高（仲裁或诉讼周期长）等问题，部分劳动者因担心被“限流”“封号”而选择隐忍，进一步加剧了权益侵害的普遍性。

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多元路径探索

针对上述问题，需构建“法律—政策—平台—劳动者”协同发力的保护体系，从制度完善、责任落实、能力提升等多维度破解权益保护难题。

（一）完善法律制度，明确权益保护“基准线”

法律是权益保护的根本保障，需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特殊性修订完善相关法规。一方面，应推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弹性化”。可探索建立“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将符合“劳动过程受平台控制”“主要收入来源于平台”等条件的劳动者纳入特殊保护范畴，明确其可享受部分法定权益（如最低工资、职业伤害保障），既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又避免完全游离于保护之外。另一方面，需细化平台企业的责任边界。通过立法明确平台在数据管理、算法透明、劳动安全等方面的义务，例如要求平台公开派单规则、公示扣款标准，禁止通过算法不合理压缩劳动者收入或增加劳动强度；对于通过“外包”“众包”等方式转移责任的平台，需追究其“实际用工主体”责任，防止“以包代管”逃避义务。

（二）创新社会保障模式，织密“防护网”

社会保障是权益保护的核心内容，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