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2026学年云南省长水教育集团高三10月月考语文试卷.docVIP

2025~2026学年云南省长水教育集团高三10月月考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地理基底。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具有垂直节理发育、易耕作的特性，且孔隙度高，能有效保存降水；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土则富含腐殖质，适配稻作生长。这种地理禀赋使早期农耕者无须过度改造自然，而是发展出“因势利导”的生产智慧，《诗经·小雅》中“播厥百谷，既庭且硕”的描述，正印证了先民对土壤与作物匹配关系的深刻认知——在渭水流域种植黍稷，在江汉平原培育稻粱，本质是对“地宜”原则的实践。

地理环境还塑造了农耕的时间节律。黄河流域四季分明，《尚书·尧典》记载“以闰月定四时成岁”，通过观象授时将农事与天文历法绑定：春分播种、夏至除草、秋分收获、冬至休耕，形成“天人共生”的时间观。这种节律不同于游牧文明的流动性，它将人群固定在土地上，催生出村落聚居与宗族协作——陕西半坡遗址中，围绕公共窑场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屋，正是农耕协作的物质见证。

农耕与地理的深度耦合，更孕育了“三才”思想的雏形。《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将“天（自然）”“地（土壤）”“人（劳作）”视为农耕的三要素，这种整体观使中国农耕在数千年间保持着生态平衡：南方圩田“筑堤围田、植桑固岸”，北方梯田“顺坡造田、留茬保土”，皆为地理约束下的智慧创造。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农耕文明史论》）

材料二：

当黄河流域的先民在实践“三才”思想时，两河流域与古埃及的农耕文明正沿着不同路径演进。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定期泛滥，虽带来肥沃淤泥，却因水量不稳定催生了大规模灌溉工程——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运河”长达数百千米，需集中王权调度人力，这种“征服自然”的实践塑造了其社会的集权特质。古埃及则依托尼罗河的定期泛滥规律，发展出精准的灌溉历法，但尼罗河的单向流动（自南向北）使其农业扩张局限于河谷地带，形成“带状文明”的封闭性。

与这些古文明相比，中国农耕文明的独特性在于“调适”而非“对抗”。《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将农事与生态保护结合，这种思想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自然为人类而存在”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植物为动物而生长，动物为人类而生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推动古希腊发展出以手工业、商业补充农业的经济结构，而中国“不违农时”的理念则强化了农业的核心地位，形成“重农抑商”的社会传统。

农耕方式的差异还影响了哲学认知。古埃及的农耕依赖尼罗河的周期性，催生了对“轮回”的信仰；两河流域的灌溉困境则使人们更关注“命运”的不可捉摸。而中国农耕中的“循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转化为《道德经》“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土地的休耕与复壮，恰如“物壮则老，谓之不道”的哲思。这种从农耕实践中提炼的哲学，使中国文明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亲和。

（摘编自《跨文明农耕比较研究报告》）

材料三：

农耕不仅塑造了物质文明，更通过诗词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符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以农耕生活的恬淡消解世俗纷扰，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的描写，看似自嘲劳作疏懒，实则暗藏对“顺物自然”的坚守——不刻意强求收成，恰是对农耕“天时难违”本质的领悟。

杜甫则在《春夜喜雨》中写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将春雨拟人化，既赞自然时序之精准，又含对农耕“及时”的珍视。这种对农事细节的敏感，在白居易《观刈麦》中更为深切：“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与“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悲叹，将农耕与民生疾苦相连，使“农”超越生产行为，成为承载社会伦理的载体。

诗词中的农耕意象，始终与“和谐”共生。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以田园图景诠释“天人合一”；范成大“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四时田园杂兴》），则展现农耕技艺的代际传承，这些描写绝非简单的田园牧歌，而是将农耕实践升华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正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农耕中的劳作与等待，恰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底色。

当现代社会面临生态危机时，这些蕴含在诗词与实践中的智慧愈发珍贵，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稻作与鱼养殖互利）、云南哈尼族的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循环），皆是传统农耕“三才”思想的当代延续。这提醒我们：农耕文明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解决现代问题的文化资源。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