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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六国论文试题及答案

202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考古新发现一批战国晚期楚简（编号TY11③:007-012），内容为楚考烈王二十三年（前240年）楚使陈筮与齐相后胜的密谈记录。简文载：“陈筮曰：‘三晋日削，韩亡则赵危，赵危则齐孤。昔苏秦约从，诸侯歃血于洹水，今秦拔野王、断太行，上党不守，此非独韩之祸，乃天下之患也。’后胜应曰：‘齐东有琅琊之饶，西有泰山之固，王尝许寡人，若齐不预兵事，秦许以泗上十二城为质。且楚自鄢郢之后，兵甲仅存十万，何以信约？’陈筮叹曰：‘昔桓公九合诸侯，以信立威；今诸侯各怀私计，秦以连横破纵，非兵强，乃人心散也。’”

问题一：结合上述楚简材料与《史记·六国年表》《战国策·齐策》等传世文献，分析战国中后期六国合纵屡败的制度性根源。（80分）

战国中后期，六国合纵从苏秦首倡（前333年）到庞煖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前241年），历时近百年，却始终未能形成稳定的抗秦联盟。传统史观多归因为“赂秦”（苏洵《六国论》）或“诸侯自弱”（贾谊《过秦论》），但结合新出楚简与制度史研究，其失败的核心在于六国缺乏超越血缘、地域的制度整合能力。

其一，宗法贵族政治对中央集权的消解。与秦国通过军功爵制（《商君书·境内》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彻底打破世卿世禄不同，六国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宗法贵族政治传统。以魏国为例，魏文侯时期虽用李悝变法，但魏武侯之后，公叔痤、田文等宗室贵族重新掌握军政大权，吴起、商鞅等外臣因“非魏籍”难以获得核心权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楚国更甚，“楚之令尹，皆王族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昭、屈、景三族长期垄断军权，导致吴起变法“废公族疏远者”的措施难以持续（《韩非子·和氏》）。这种“家臣政治”使各国决策高度依赖贵族私利——如楚简中齐相后胜“泗上十二城”的私念，本质是齐王建时期后胜家族与秦暗中交易的缩影（《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

其二，地方行政体系的松散性。秦国自商鞅变法推行县制（《史记·商君列传》载“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至秦始皇时已形成“郡—县—乡—里”四级垂直管理体系（里耶秦简J1(16)5号简载“迁陵以邮行洞庭”，反映公文传递效率）。而六国虽有郡县设置，但基层控制依赖“封君”与“豪族”。如赵国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齐国孟尝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业厚遇之”（《史记·孟尝君列传》），这些封君在封地内拥有独立的税收、兵甲，形成“国中之国”。楚简中陈筮所言“楚兵甲仅存十万”，正是因为楚国大部分兵力掌握在昭、屈、景三族手中，楚王直接控制的“王师”有限（湖北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载“君之大臣，父兄故旧”）。这种“分散型”行政体系导致合纵时各国无法统一调兵——韩魏常因“保存实力”拒绝主攻（《战国策·韩策一》载“公仲朋谓韩王曰：‘与国不可恃也’”），齐燕则因“远秦”消极应对（《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见赵且亡，乃发兵击赵”）。

其三，经济基础的差异与利益分配失衡。秦国通过“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语）和“重农抑商”政策，建立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睡虎地秦简《田律》详细规定“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澍稼”）。而六国经济结构多元：齐国“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商业资本强大但农业基础薄弱；楚国“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粗放农业难以支撑长期战争；三晋“土狭民众”（《商君书·徕民》），依赖冶铁与贸易，但资源分散在贵族手中。这种经济差异导致合纵时利益分配无法平衡：秦国“许以泗上十二城”（楚简）的诱惑对齐国商业资本更具吸引力，而楚国“兵甲十万”的弱态难以提供对等保障。更关键的是，六国缺乏类似秦国“均输平准”（《盐铁论·本议》）的国家经济调控能力，无法通过统筹赋税、调配资源支撑联军长期作战（《战国策·赵策一》载“齐未肯发兵，赵无以食其军”）。

综上，六国合纵的失败，本质是宗法贵族政治、松散地方行政、多元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制度性缺陷使六国无法形成“上下同欲”（《孙子兵法·谋攻篇》）的抗秦合力，最终被秦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问题二：有学者提出“秦灭六国非战之罪，乃制之胜”，结合秦制与六国制度的对比（可参考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70分）

“秦灭六国非战之罪，乃制之胜”的论断，揭示了制度优势是秦统一的核心动力。对比秦制与六国制度，可从官僚选拔、军事动员、社会控制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首先，官僚选拔制度的“功绩导向”与“身份导向”差异。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军功爵制”，《商君书·境内》明确规定“斩首一级者，爵一级，益田一顷”，将官职与军功直接绑定。这种“功绩导向”的选拔制度，使底层平民（如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