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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文风格里的开放精神

古代长沙称“潭州”，别名星城，是著名的楚汉名城、山水洲城和快乐之都。长沙建城达3000余年，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三千年灿烂的古城文明史。长沙其名，有据可考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关于“长沙鳖”之说。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属楚国，楚成王时设置黔中郡，辖长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长沙郡为秦36郡之一。现代长沙是具有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旅游城市，也是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市外辖长沙、宁乡二县和浏阳市，城内有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六区，以及四个国家级开发区：麓谷高新技术开发区、星沙经济开发区、浏阳生物工业园、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1181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938平方公里；总人口731万人，其中市区人口410万人。2014年，长沙的经济总量7810亿元，其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十、中西部地区第一。

长沙精神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长沙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占据湖湘文化的核心地位。长沙文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优点：崇尚经世致用，崇尚尚武精神，崇尚敢为人先。长沙人文风格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一是济世讲“里手”（长沙方言，“内行”的意思）；二是处事很“霸蛮”（长沙方言，即强悍、倔强、野性）；三是行事作风“泼辣”（体现了敢作敢为）。在这种悠久文化的熏陶下，造就了无数济世救国的人才和改革创新的精英。

崇尚经世致用，济世力求“里手”

“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长沙人士中代代相传。一个岳麓书院，传承了千年文明和文人向往。近代以曾国藩为首，胡林翼、郭嵩焘为两翼，继桐城派之余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流派。“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八个字，道出了湖湘文化的深刻底蕴。

其一，学与政兼。长沙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可以说，近代长沙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实行的都是“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戊戌时期，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大部分立志要做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政治干才。第一批招取的40名学生中，在短短的10余年里，有大半死于国事，于中国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10余人。在近代以来，长沙名人辈出。如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李维汉、李富春、胡耀邦、朱镕基、郭亮、肖劲光、许光达、王震、杨勇、宋任穷、唐亮、甘泗淇、陶峙岳、杨昌济、徐特立、田汉、欧阳予倩、周光召、袁隆平等在全国有重要地位。

其二，学与用兼。深受长沙文化熏陶的名人中，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政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宣传和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是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

其三，学与精兼。长沙文化造就的士子表现出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文化精神。受艰苦卓越的学者王夫之启迪，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经世派文化群体。及至维新运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谭嗣同等执意革新，“一意以开发风气为先务”。直至为中国革命提供指导思想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精神无不是一脉相承，具有的独特人格精神魅力，长沙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政治事功。

其四，学与教兼。湖湘学派的形成，标志着湖湘文化已经从“荆楚文化”中相对地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而湖湘学派的中心地带，就是长沙。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建立岳麓书院。宋真宗时，湘阴人周式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受皇帝赏识，御赐“岳麓书院”匾额，使岳麓书院成为培养本土人才的基地。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仅晚于白鹿洞书院(创建于940年)，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学之一。欧洲至12世纪中叶才出现大学，岳麓书院比欧洲早两百年。由于注重教育，长沙人也形成了尚学的风气。目前，大众教育水平仍然处于全国的先进水平，有知名高校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其中杂交水稻、人类干细胞、有色金属材料等研究居国际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