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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必需设施界定标准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已成为连接供需、配置资源的核心枢纽。从社交娱乐到电商支付，从本地生活到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整合用户、商家、数据等要素，构建起复杂的生态系统。然而，随着部分平台市场份额持续集中，“二选一”“数据封锁”“接口限制”等行为频繁引发争议，反垄断监管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必需设施理论”作为反垄断法中规制拒绝交易行为的重要工具，逐渐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如何科学界定互联网平台中的“必需设施”，直接关系到反垄断执法的准确性与有效性，也影响着数字经济创新活力与竞争秩序的平衡。本文将围绕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中必需设施的界定标准展开系统探讨，以期为完善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必需设施理论的起源与传统适用逻辑

（一）理论的核心内涵与历史演进

必需设施理论（EssentialFacilityDoctrine）起源于1912年美国“TerminalRailroad案”，其核心思想是：若某一设施为市场竞争所必需，且被单一或少数主体控制，控制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其他竞争者使用该设施时，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传统理论强调“四要件”：设施具有不可替代性、控制者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拒绝开放缺乏正当理由、拒绝行为产生反竞争效果。

该理论最初适用于铁路、电力、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例如，在铁路运输中，跨区域运输需通过特定枢纽车站，若车站被一家公司控制，其拒绝其他铁路公司使用将直接阻碍市场竞争。随着反垄断实践发展，理论适用范围逐渐扩展至专利、数据库等知识性资源领域。例如，某企业持有某项关键专利技术，若无正当理由拒绝授权其他竞争者使用，可能被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二）传统行业中的适用逻辑与局限性

在传统行业中，必需设施的界定通常围绕“物理稀缺性”展开。例如，港口、管道等基础设施因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天然具有排他性，控制者对设施的垄断地位难以被替代。执法机构在判断时，更关注设施是否为市场进入的“唯一通道”，以及拒绝开放是否导致市场竞争实质性受阻。

然而，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也随实践逐渐显现：其一，“不可替代性”的判断依赖静态市场分析，难以应对动态竞争环境；其二，对“正当理由”的界定较为模糊，控制者常以“维护设施安全”“保护商业秘密”等理由抗辩，执法机构需在竞争保护与企业权益间谨慎权衡；其三，传统行业的设施多为有形资产，而数字经济中的“设施”更多表现为数据、算法、接口等无形资源，传统标准难以直接套用。

二、互联网平台适用必需设施理论的特殊性

（一）平台经济的技术特征重构“设施”的内涵

互联网平台的“设施”已突破传统物理范畴，呈现三大特征：

首先是网络效应驱动的生态属性。平台通过连接多边用户（如消费者、商家、服务商）形成“跨边网络效应”，用户规模越大，平台对商家的吸引力越强，反之亦然。这种正反馈机制使平台的“设施”不再是单一功能模块，而是涵盖用户流量、数据资源、支付体系等的生态系统。例如，某综合电商平台的“商品搜索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承载着商家获取流量的核心通道，其封闭性直接影响中小电商的生存空间。

其次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平台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如浏览记录、交易偏好）训练算法、优化服务，形成“数据-算法-服务”的正向循环。数据的累积性与专用性使得控制关键数据的平台具备“数据壁垒”，其他竞争者若无法获取同类数据，难以提供同等质量的服务。例如，社交平台的“社交关系图谱数据”是用户粘性的核心，新平台若无法接入该数据，很难吸引用户迁移。

最后是多归属与单归属的动态平衡。用户可能同时使用多个平台（多归属），但商家因资源有限更倾向于选择流量最大的平台（单归属）。这种差异导致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期”更长，商家对平台设施（如入驻接口、营销工具）的依赖性更强，进一步强化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

（二）市场结构的动态性挑战传统界定标准

与传统行业的“静态垄断”不同，互联网平台的市场结构呈现“动态竞争”特征：一方面，技术创新可能快速颠覆现有格局（如短视频平台对传统社交平台的冲击）；另一方面，平台通过跨界扩张（如电商平台进入本地生活领域）模糊竞争边界。这种动态性使得“不可替代性”的判断更复杂——某一设施可能在短期内具有必需性，但随着新技术出现或用户习惯改变，其必需性可能迅速下降。例如，早期地图导航平台的“POI（兴趣点）数据”是必需设施，但随着卫星定位技术普及和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兴起，第三方平台可通过用户上传数据逐步构建自有POI库，原设施的必需性随之减弱。

（三）传统理论的适配困境：从“控制”到“生态权力”的转变

在传统行业中，必需设施的控制者通常通过所有权或特许经营权实现排他性控制；而在互联网平台中，控制者的权力更多源于“生态主导权”。例如，某操作系统平台通过“应用商店审核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