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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讲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西周的礼乐文明，一个旧的秩序正在崩坏，而一个新的时代正伴随着阵痛与喧嚣悄然开启。我们通常将公元前七七〇年平王东迁作为春秋时代的开端，而以公元前四七六年（或公元前四〇三年“三家分晋”）为界，转入战国时期。这五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变革空前的时代，旧有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乃至思想文化都经历了深刻的解构与重塑，其影响之深远，直达后世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

一、经济基础的剧变：从“千耦其耘”到“男耕女织”

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首先源于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1.生产力的飞跃：铁器与牛耕的推广

西周时期，农业生产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工具，青铜农具虽有使用，但因其贵重，未能普及。进入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后期，铁制农具开始出现并逐渐推广。到了战国时期，铁犁、铁锄、铁斧等已广泛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铁制工具的硬度和韧性远超此前的各种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开垦荒地、深耕细作的能力。

与铁器推广相伴的是牛耕技术的出现。牛耕代替了人力挽犁，不仅解放了劳动力，更使耕作效率得到质的提升。“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形象地描述了祭祀用的牛转而用于田间劳作的景象。铁器与牛耕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为个体家庭独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

2.生产关系的变革：井田制的瓦解与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农民在贵族的“公田”上集体劳作，收获归贵族，同时农民有自己的“私田”，但土地所有权并非私有。

随着铁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提高，农民有能力开垦更多的“私田”（即井田之外的荒地）。这些私田不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精力投入私田，导致公田荒芜。同时，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对私田征税。例如，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生了新的阶级关系。一部分贵族或新兴地主通过各种手段（如开垦、购买、赏赐、战争掠夺等）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地主阶级；而大量农民则因失去土地或不堪重负，沦为佃农或自耕农。这种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

3.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除了青铜铸造技术继续发展并向生活用具、农具等领域拓展外，冶铁、纺织、漆器、陶瓷等行业也日益兴盛，并出现了许多技术精湛的工匠和著名的手工业产品。手工业生产逐渐从官府垄断（“工商食官”）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出现了大量私营手工业者和独立的手工业作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商业活动日趋活跃。许多城市成为商业中心，出现了许多富裕的商人，如范蠡、子贡等。金属货币（如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广泛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不仅刺激了生产，也冲击了原有的等级秩序和自然经济观念。

二、政治秩序的重构：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七雄并立”

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发上层建筑的动荡与调整。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核心是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兼并战争的加剧，以及各国为图强而进行的变法运动。

1.王权旁落与诸侯争霸

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平王东迁后，周天子失去了关中的根据地，实力大大削弱，地位一落千丈。诸侯国的势力则日益强大，他们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开始了长期的争霸战争。

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史称“春秋五霸”（具体说法略有差异）。霸主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这一时期，虽然周天子名义上仍存在，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宗法等级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2.列国纷争与变法图强

进入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和频繁，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最终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主要诸侯国并立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

为了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生存和壮大，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以实现富国强兵。其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著名和彻底。这些变法的核心内容通常包括：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织；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等。变法运动打击了旧贵族势力，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使各国的国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其中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力迅速提升，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3.郡县制的萌芽与官僚政治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