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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 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 省人民政府定期将监测、预报情况予以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 刑罚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要惩罚？要求被告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为什么并不“够”呢？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数千年。本章依据以建立的现代刑法来研究他们所作出的某些回答。两个通常的回答——功利主义和报复主义——将被研究，他们的回答要依据已经扩展了刑法范围的现代立法成果内的案例来评论。刑罚的定义在一般的讨论中，我们常常用“刑罚”一词来等同于一人受到的痛苦和损失。因此，如果A在狩猎时轻率地杀死了他的爱子，那么我们可能不喜欢起诉他有罪，因为“他受到的惩罚已足够。”但是，“刑罚”一词的用法在刑法上即不合适也不正确（并且在哲学上也是如此）。刑罚是国家对违反刑法的人有目的地造成痛苦。因此，当Carol大意地伤害了Alice，要求Carol赔偿Alice时，虽然使Carol有所失，但这不是刑罚。相反，刑罚意味着谴责、非难作为选择者的犯罪者。在刑事制度中，人们经常说个人被害人不是重点，国家才是被害人。因而，赔偿Alice，不是赔偿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国家。相反，国家惩罚罪犯——有目的地使其不舒服——因为她违反了刑法。事实上，没要求个人“被害人”。想想法律惩罚受贿，偷税，或吸毒吧。刑罚的目的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的，从前刑法和侵权行为法合于同一程序。即使如今多数构成犯罪的行为也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如果Charlie有目的地用棒球棍打Doug，那么Charlie将不得不因殴打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伤害向Doug支付赔偿金。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刑事上惩罚Charlie呢？刑事惩罚增加了法律制度的什么目的呢？传统上，对这一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刑罚有若干功利主义的结果，诸如（a）阻止一个可能正想实施犯罪的人，（b）使那些释放后可能犯其他严重暴力罪的人没有能力犯罪，或者（c）矫正那些已经实施犯罪的人。刑事惩罚的另一解释（报复主义），认为犯罪者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并且必须受到惩罚以弥补不道德行为。这两个刑罚的基本哲学理论已冲突了数世纪。每一种都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每一种都有重大缺陷；支持者选此而不是彼，更多的是出于单纯的信仰，而不是证明。功利主义刑罚功利主义解释的基本前设是刑罚本身就是一项恶，因为它故意对人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只有在刑罚实现某些“善”时才可以伤害罪犯。不同社会中有助于守法的“合理理由”——主要是减少犯罪——被说成是惩罚罪犯的结果。威慑威慑理论假设惩罚罪犯可以在两方面减少犯罪：（1）D（被告）可以决定不再犯罪或者（2）其他企图犯罪的并且知道刑罚的人决定不犯罪。第一个是特殊威慑，第二个是一般威慑。特殊威慑和一般威慑的基础都是刑法可以用足够严厉的刑罚阻止潜在的D犯罪。可能的痛苦必须超过D认为犯罪可带来的快乐。前提是罪犯会衡量快乐与痛苦；事实上，Jeremy Bentham，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将此称为“幸福微积分”。如其所言：“每个人都会权衡重要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经历着威慑。当我们企图超速时，我们可能考虑被抓的可能性，以及被抓后可能受到的惩罚。如果Joan因担心罚款而从不超速，那么这就是一般威慑。如果，在Bob决定超速时，看见警车就不超速了，那就是特殊威慑。但是，在一种情况中起作用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中没有效果。有太多的变化所以不能精确地衡量刑罚的实际威慑效果。例如，就算立法机关加重入室盗窃罪的刑罚，并且此后入室盗窃罪的发生率下降（假定我们相对地确信这一点），仍旧很难证明刑罚的加重导致发生率的下降。毕竟，所有的入室盗窃犯可能都已被囚禁，或者（如果失业与犯罪有关）失业率可能急剧下降，使更少的人“转向”犯罪。在检验该课题的所有研究后，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得出结论我们“还不能肯定有证据显示有关威慑的积极结论。”威慑有效必须要求D知道可能的刑罚。但是，社会成员如何知道他们违反刑法后可能受到的刑罚尚不明确。显然，很少有人去看法规汇编来了解可能的刑罚。多数人可能仅凭经验知道犯罪是“恶”，并且有些犯罪要比其他一些犯罪“更恶”。我们也感到“更恶”的犯罪要比其他犯罪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威慑理论不仅要求D知道刑法的威胁，还要求D精确地知道。因此，如果刑法规定五年徒刑，但D认为仅是三年，那么威慑效果要比应该的小。（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刑罚是十年，那么威慑效果要比应该的大。）有关告知的更加复杂的说法是假定“目标”群体更可能实施特定的犯罪。结果，确保该群体知道威胁要比确保一般公众知道更加重要。因此，例如，为防止侵占，我们可能要确保银行的出纳员或其他受托保管巨额资金的人不断清晰地想到侵占罪的刑罚。除公开外，刑罚威胁必须是必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