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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扬中华法律文明是我的神圣使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总序 (2010)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传承、交流与融合，构成了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主旋律，而其中法律文化更鲜明、更直接地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维度和特色。回眸历史，东方法律文化之于古代中国等四大文明古国，欧洲法律文化之于古希腊、古罗马，日本法律文化之于古代中国又之于近代西方传统，英美法文化与大陆法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影响等，都是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例证。世界文明兴衰史已然雄辩地证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文化唯有在保持其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与时俱进中承继自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吐故纳新，方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保持住永续发展的势头，并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成果。 　　中国是人类文明文化最早的开创者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创造了风格独特、义理精深、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的古代法律制度，为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为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汉、唐等强盛时期，也曾以泱泱大国的风度，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使汉天子的威仪、盛世时代的风韵、完备的文物仪章、系统的法律制度远播海外。但是，到公元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在列强的炮舰掩护下，以一种强硬、野蛮的姿态闯入中国，一连串的野蛮侵略，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被外来文化欺压的屈辱、对本土文化的眷恋、救亡图存的强烈使命感，都不可避免地压缩了理性，在客观上为排斥外来文化提供了道义上和心理上的支持。清末以来影响广泛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就是基于这种自尊、防卫心态而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心态，使得近代中国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方面左右摇摆，而没有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直接迈上法制西方化的道路。不可否认，这在客观上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也促使我们博稽中外，参考古今，在法治的视野下，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国法制发展路径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是我人生的两大志向，也是我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一直倾心追求、立志进取的两个领域。我一直很欣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讲过的一句话：“在生命的每一个岗位上履行人生的责任”。我便是将自己的这两个追求视为了生命中最热爱的岗位，也视为了自己毕生要履行的两大责任，并为此不惜穷尽生命中的年华、心血和汗水，为之奋斗了一生。 196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留校后，我被安排在法律史专业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从此我走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神圣殿堂，开始了我学术生涯中的跋涉和耕耘。我在这座装满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瑰宝的学术殿堂中，从古至今地浏览、观察和思考，在数千年漫长的中国法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上下求索和追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升华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也发现自己对其有了难以割舍的热爱之情。此后，尽管历经“文化大革命”，人大解散，研究工作的中断，我仍一直心志不移，直至1978年如愿重归这一学术工作领域。至今还难以忘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这些风华已去的法学学子面对法学界终于迎来春天的激动和欣喜，难以忘怀当时喜极而泣的自己如何地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将积蓄于心中的多年思考与心得通过论文和著作发表。 　　1990年至2005年，我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这一工作岗位客观上要求我必须面对中国法学教育进行思考，同时也让我的人生承载起又一新的责任。15年中，我带领人大法学院自强自立，锐意进取，先后如期实现了两个重要目标：其一，成功取得了在全国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界的领先地位和领导地位；其二，通过成功主办中美、中欧和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法学教育盛会，使中国的法学教育步入了国际化发展的轨道，走向了世界，同时也让世界的法学教育走向了中国。而事业的辉煌也展开了法学院人的胸怀，升华了法学院人的精神追求与思想境界，为学院后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还记得，1998年学院荣获国家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是当时全国高校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也记得，2000年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汇集世界五大洲132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校）长和四千多名校友的“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让多少人流下激动的泪水，大家都说“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是的，如此壮观、如此规模、如此层次、如此影响的世界法学家学术盛会，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第一次，它是永载中国法学教育史的辉煌一页，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