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车伟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ppt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改 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划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一阶段，从农业部门转移出一部分剩余的劳动力，并不会减少农业生产总量，进而，粮价和工资不会上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同时，由于他们的转出，还会相应增加农业部门的农产品剩余。此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 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低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变为大于零，但仍然低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流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引起农业总产量的减少，粮食出现短缺引起价格上涨，从而带动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涨，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由于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减慢。 第三阶段，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大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这一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水平一样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即由市场力量来决定，传统农业部门不再鼓励和欢迎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而是积极地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争夺劳动力。农业已经完全商业化，工业部门要吸收农业劳动力，必须付出较高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此时，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转移会继续吗？ 判断农村劳动力是否会继续向农村转移，关键要看决定转移的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以要向城镇转移，主要是因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存在着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较大差距。 如果观察到两部门效率和工资差距缩小或者趋同，那么，转移动力就会减弱或者说消失；如果差异继续存在或者进一步扩大，那么，转移就将继续。 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1978年，一个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6.1个农业劳动力，2006年这一数字变为10.35。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而且增长速度也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以结构性矛盾为特征的“招工难”呈现常态化趋势 自2004年以来，“招工难”首先出现在沿海贸易加工企业，现在已呈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今年春节过后，招工难已经从沿海扩大到中西部地区。 招工难趋势反映了当前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经历了从民工潮到招工难的演变，民工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难，这是在2003年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个时期的农民工数量也不过只有几千万至一个亿的规模，而现在农民工的数量早已突破一个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字，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53亿，在农民工数量如此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招工难现象，这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已经足以吸纳有外出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劳动供求关系确实出现了根本性转变。 招工难更多地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招工难更多地是在劳动力供需之间不匹配所造成的结果。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处在增长时期，而且农村中仍然有接近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供给的总量仍然充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招工难”并不代表无人可招，而是企业需要的人和需要工作的人之间无法顺利实现匹配。 具体原因：一是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二是城乡分割的体制，造成了农民工必须不断在城乡流动；三是劳动关系不稳定。 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会消失吗？ 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这主要是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的工资增长水平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例，笔者的计算表明，1998-2006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27%，同期，全国工业企业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2.85%，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4个百分点。 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加强还可以从近几年国际贸易高速增长得到验证。 从劳动力的绝对成本来看，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普遍低于其他国家，具有非常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按汇率计算，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为英国、法国的5%，德国、加拿大的6%，美国、韩国和日本的7%，南非的20%，巴西、俄罗斯的50%；同时，我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7%，而且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在快速、持续增长，只要保持工资增长不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并不会被削弱。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不利于劳动 年份 经营性留存 财产收入 间接税 劳动报酬 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