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docVIP

　　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 提 要 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多次重大变迁。这些变迁的结果是，中国史家不断分化组合，以意识型态和治史风格为分野，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大致说来，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至少存在三大派别﹕科学史学派、传统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如果依治史的方法来看，又可分「史料」与「史观」两派。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流派之间又不断交叉融合、相互影响。本文以钱穆早期史学为例，探究钱穆与科学史学家，即「史料学派」之间的关系。指出，钱穆的早期学术生涯，受到科学史学家的影响，以「考史」成名。但由于抗战的关系，则使他逐渐与科学史学分道扬镳，改以「着史」为业，宣扬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使他以后成为一代「国史大师」。 关键词：钱穆 科学史学 胡适 顾颉刚 傅斯年 一、 引言 二、 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其演变 三、 钱穆与科学史学 四、 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 五、 结论 　　一、引言 有关钱穆先生的学术定位问题，特别是有关他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在他逝世以后，已经有了不少讨论。1但不管钱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响他作为现代中国一代学问宗师的地位。事实上，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虽然钱先生以史学成名，但他学问之淹博，已经使他的治学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以致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如此感叹﹕「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2在钱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由台湾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钱穆学术生涯的综合讨论会，恰好反映了钱穆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和影响深远。 但钱穆先生首先而且毕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学研究不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础，也是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钱穆的论著中，不少人都称赞他「以史证经」、「以史证子」的成功。3那么，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呢？这是本文希求探讨的主要问题。要想解答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必须将钱穆的史学置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变过程中考察，方能对他的史学成就，有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所周知，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其史学研究的传统受到了激烈的挑战，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这一改造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新史学」层出不穷，使得史学界出现流派纷陈、相互竞争、递嬗的复杂局面。在中国史学史上，二十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史学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钱穆先生置身于内，参与其间，其成就及影响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论学不立门户」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学研究有别于一些常见的流派。4因此，对钱穆史学的研究，就显得别有兴味。 二、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其演变 为了正确阐述钱穆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关系，我们似乎必须对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作一简述。中国史学的革新与改造，自然是与西方强权的侵入是有关系的。在鸦片战争的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觉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努力，其结果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眼界的扩大。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将一般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沿海的邻邦扩展到了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这一「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反而缩小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从原来的「天下」缩小到了「国家」。中国人渐渐抛弃了以前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将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国家，也即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但在这一新的国家观中，又包含了原来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较清楚的分析。他认为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国家观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清王朝的态度。5保皇派可以将清王朝等同于国家，保国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则将国家界定为中华民族的天下，清朝的灭亡正好是保国的必要条件。但无论如何，国家的兴亡已经成为中国人注意的中心。从天下到国家，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勃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和1905年开始《国粹学报》上有关史学的论文，都代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年魏源、王韬等人介绍西方的著作中，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只是原来的天下观念的延伸，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国家观念的普及，原来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念已经被中西之间的抗衡、甚至中国应模仿西方的认识所取代。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他一方面将高扬民族主义视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样板，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中国史学汗牛充栋，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产生多少帮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正史」，只是专制帝王的家谱，未能记载多少中国民众的事迹，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