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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

2007-09-2920:09

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

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人。这个诗派创

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追求深险怪僻，刻意推

敲。

韩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

韩孟诗派的形成“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

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贞元八年（７９２），４２岁的

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２４岁的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孟生诗》

相赠，二人始有交往，由此为日后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诗派成员又有

两次较大的聚会：一次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７９６～８００）间，韩愈先后

入汴州董晋幕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另一次是元和元年

到六年（８０６～８１１）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

后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陆续到来，张籍、李翱、

皇甫湜也时来过往，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群体

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

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到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

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

而接受韩愈的影响。通过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奖掖，形成了审

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

《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

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

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

肯定。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

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

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

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

“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

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

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

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

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

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

“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

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

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

激怨怼”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

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渲泻，尤其是“感激

怨怼”情绪的渲泻，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

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

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

光为回旋”（《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

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

“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

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

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

“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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