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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李夫人歌》成因献疑

《李夫人歌》是汉武帝现存唯一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亡诗，也是在我国悼亡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存亡继绝意义的作品。[1]王世贞评价该诗说：“汉武故是词人……‘是耶？非耶？’三言精绝。”[2]茅坤也说：“读诗赋，亦绝古今者之作。”[3]《李夫人歌》的文学价值诚然不容小觑。《李夫人歌》最早收录于《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班固于此传中对《李夫人歌》的创作背景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但不难发现，班固有关该作品的说法与前人并非完全一致，而能否弄清这首作品的成因，无疑将严重影响着读者对它的深入理解。也正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辨。

一、汉武帝招魂一事的歧说辑录

班固于《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中如是描述《李夫人歌》的成因：“及夫人卒……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4]3382-3383按班固所说，《李夫人歌》是汉武帝为悼念李夫人所作，而引发其创作灵感的是一场带有欺骗性质的方士招魂活动。此说为后世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综合其他两汉文人的说法可知，班固之说未必可靠。具体而言，班固与两汉时人的说法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差异：

一是招魂对象不同。如上所述，班固在《汉书》中将汉武帝的招魂对象定为李夫人。东汉荀悦的《汉纪》也说：“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烛，设帷幄，陈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见好女子如李夫人还帐坐，而眇然不得就视。”[5]但司马迁却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将汉武帝的招魂对象记为王夫人：“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6]387《史记·封禅书》也持同一说法。东汉学者王充的记载则较为矛盾，其《论衡·乱龙篇》说：“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术为李夫人”[7]702，《论衡·自然篇》却又说：“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方术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宫门”[7]780。

二是招魂方士不同。《史记》与《汉书》虽在招魂对象的记载上有所差异，但皆以招魂方士为齐人少翁。大约成书于建安年间的《汉武故事》也说：“会上所幸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帐，明烛，令上居他帐中遥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8]但东汉桓谭的《新论·辨惑篇》却记招魂方士为李少君：“武帝有所爱幸姬王夫人……夫人死，帝痛惜之。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设烛张幄，置夫人神影，令帝居他帐中遥望，见好女似夫人之状，还帐坐。”[9]54

二、《李夫人歌》非为李夫人而作的理由

由内容来看，《李夫人歌》确有可能是汉武帝为嫔妃招魂时所作。但笔者在综合上文材料的基础上认为，汉武帝应当是通过齐人少翁为王夫人招魂，《李夫人歌》或许并非为李夫人而作。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以招魂对象为王夫人的文献年代更加久远。如上所述，认定招魂对象为王夫人的汉代文献有《史记》和《新论》，而以招魂对象为李夫人的则有《汉书》《汉纪》。无论是《史记》还是《新论》，成书年代均早于《汉书》《汉纪》。因而从出现时间来说，“王夫人说”无疑比“李夫人说”更加接近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尤需注意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即是汉武帝时人，不仅行年大致“与武帝相终始”[10]，而且自元狩五年(前119年)起，便一直在汉武帝身边为官。因此，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行迹应当十分熟悉，加之其著史有“不虚美，不隐恶”[4]2377的实录精神，他的说法应当最可靠。

反观较早采用“李夫人说”的班固，于汉武帝去世的140多年后始修《汉书》。此间历经两次朝代更迭，许多有关汉武帝的传闻或已不实，加之“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11]，故而《汉书》所据材料及其说法的可信度自然也就大打折扣。刘师培曾着重强调文学鉴赏者的生活年代在文学鉴赏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文学鉴赏者“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12]。此论虽是针对文学评论而言，却也十分值得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加以借鉴。可以说，历史记录者与其所记事物的年代相隔越近，便越有可能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故而其所记内容的可信性也便越高。就此而言，“王夫人说”无疑比“李夫人说”更为可信。

其次，王夫人的受宠程度丝毫不亚于李夫人。《史记·外戚世家》虽简略记载了李夫人“有宠”的事实，但从“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6]1768的记载来看，汉武帝对李夫人的宠爱未必如班固说的那般空前绝后。在子嗣分封问题上，李夫人之子封昌邑王，王夫人之子封齐王，而“关东诸国无大于齐者……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6]1877，李夫人之子所获封地不如王夫人之子优渥。在逝后追封问题上，班固叙及李夫人所获优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