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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 周雪光 ?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理解国家治理及其限度，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本文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作用。 ? 一、国家治理：一个整体性视角 ? 　　近年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乃至实务部门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但其含义纷杂不一。本文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应对其疆域内民众间或不同领域中各种事务、挑战和危机时稳定重复的举措和过程。古今中外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任何国家的生存都面临着对外保护疆土完整、对内维系民众群体间相安共生的基本使命。但不同国家在制度安排、日常过程运行和处理危机灾难的应对举措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辽阔国土，多元民族、区域和文化，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挑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机制和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国家治理的种种做法、过程可能是有意而为、理性设计的，更多情形下是随制度惯性、制度空间应势演变所致。但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是任意的、互无关联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制度设施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认识国家治理的诸种具体机制行为。 ? 中国国家治理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关系。①前者集中于国家组织制度的安排，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资源分配、人事管理和各类事务处理上的权限和相互关系，以及相伴的考核、督察等关系。后者反映在社会建设这一领域，体现在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中决策和执行、公共产品提供诸方面与社会组织、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笔者在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工作中更多地关注了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一主线，而在近年来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主线。②这两个主线是相互关联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凸凹明暗特点：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民众关系的鲜明特点，而后者的和谐或紧张又反过来制约和推动了前者关系的调整。笔者尝试将这两个主线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视角。为了讨论便利起见，可以将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简化为强、弱之分；将国家与民众关系简化为紧密－松散两个状态。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组合成以下四种治理模式（见表1）： ? ? 　　表1 展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强弱之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集权－放权的两个状态；国家与民众间关系或紧密或松散，取决于国家对民众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观念制度产生的期待。国家治理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两条主线上的互动，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 　　1.“组织化动员”。这里的“组织化”是指国家正式制度基础上的组织机制。在中央－地方关系高度强化，且民众亦高度卷入的情形下，我们观察到一个高度组织、高度动员的治理模式，例如在毛泽东时期的合作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时期。 ? 　　2.“官僚体制运作”。当国家权力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贯彻落实，而民众被置放于政策过程之外时，我们观察到国家官僚组织的突出作用：这一组织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产品的提供、经济活动的管制等活动。这一状态是国家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模式。 ? 　　3.“非组织化动员”。在这一模式中，官僚体制或软弱无力或被搁置一边，由领袖直接号召动员民众参与治理过程或者民众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推动国家决策举措。这一模式多在地方政府“失控”，官僚组织失败的情形下出现，如“文革”时期。当今随着社会媒介的兴起，民众有了直接参与意见表达和动员的渠道，使得这一模式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 　　4.“基层自治”。在这一模式中，中央政府放权，官僚体制收敛，而将更多的决策权、解决问题的能力转移给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在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其税收、治安、教化等意图。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松散关系，且乡村社会有着稳定自治的宗法制度，因此国家治理多呈现这一模式。当然，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程度。在今天的中国，基层自治正处于一个重新复苏、多方向探索的阶段。 ?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发展起一系列治理机制，以不断地调节或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家和民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