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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辫子”意象之内蕴与叙事功能探析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而制作的电影《建党伟业》，于2011年6月公映，其叙述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1年中共成立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部政治献礼片，《建党伟业》在媒体的商业化包装下，形成了集历史、政治、经济、娱乐、媒体等于一身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电影文化奇观。”[1]近10年来，学界对这一“奇观”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究，知网上标题中包含“建党伟业”的论文就有60多篇。其中有关主旋律电影或红色电影爱国情怀、创作模式、话语建构、审美教育、文化传播、营销策略的研究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其余则涉及叙事策略、历史表达、艺人表演、美术设计、音乐配置、摄影创作、艺术风格、导演感想诸方面的问题，但鲜有文本细读与意象分析之文。辫子的去留，曾成为满清兴亡的标志与辛亥革命成功与否的象征，在鲁迅《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等诸多作品中，辫子也是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重要意象，电影《建党伟业》中也多处言及辫子、展现辫子。梳理这些与辫子有关的事件、话语及形象，分析它们的内在意蕴，探究这些意象的叙事功能，对更深入地认知《建党伟业》不乏参考价值。

一《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及其内涵

电影《建党伟业》中涉及辫子话题与形象的事件有毛泽东理发、张勋攻占南京、教育总长为辜鸿铭等颁发聘书、张勋入京解散参议院、张勋复辟宣统复位、张勋用辫子放风筝、辜鸿铭参加北大图书馆新旧文化之争、罗家伦质问辜鸿铭等，这些与辫子有关的镜头与意象在电影里占了相当多的篇幅。按杨义先生的说法：“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之矿藏。”[2]267辫子是身体的一部分，而在哲学们家看来，身体也是社会符号，身体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政治领域，被打上意识形态标签，用福柯的话就是：“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种信号。”[3]文艺作品中刻意建构的身体意象都有特定的内涵，电影《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同样也蕴含着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文化价值等各个层面的特定内涵。

（一）关乎生活习俗的“辫子”意象

留辫作为社会习俗，最初肯定与生产生活有关，然后才逐渐成为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共同遵从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规则，最后还有可能成为政治的标签与文化的符号。其间有现实的需要、从众的心理、伦理的约束、政治的强制，也有文化与宗教的认同，而社会习俗的改变也意味着现实需要、从众心理、伦理约束、政治强制、文化认同的改变。

比如，满人骑马、结辫的习惯便与这种现实的需要有关。满人的祖先金人，也是剃发蓄辫的，说明这种习俗形成很早。游牧与农耕的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大相径庭。当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为了抵御胡人而主动向胡人学习，现在满人入关则反行其道。在农耕文明里，剃发蓄辫不特无用，还带来种种不便，比如劳作的不便、打架争斗的不便。可以想见，当扯辫成为控制他人的手段时，人们心中就多了一种担忧。《官场现形记》便不乏这类叙述，如：“过老爷已被阿毛一把拉住辫子，狠狠的打了两下嘴巴”（第三十六回）[4]264；“其中很有几个体面人，平时也到过府里，同万太尊平起平坐的，如今却被差役们拉住了辫子”（第四十七回）[4]342。一旦走出国门，接触到现代工业文明之后，辫子带来的不便更加显著。比如早期的留美学生与人踢足球时，“将辫子塞进内衣里，有时候缠在头上，辫子一闪开，对对手的诱惑过大”[5]。辫发更不便于机房工作，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所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即提到：“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6]按康有为的说法，在“万国同风”的“机器之世”，辫发不仅不利于工作，也不便于生活，其对军事自然也有害，而且妨碍走向世界。可见风俗的形成与改变源出于现实的需要。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早在孔子那里，头发就具备了伦理意义。在传统中国，伦理与政治相伴相随，一面是伦理政治化，一面是政治伦理化，以至于家国同构，所以头发也逐渐具备政治的意义。如果说曹操以割发代枭首，后儒以解辫削衽为王风被化四夷的象征，还只是伦理政治对风俗温和的侵染，满人以剃发蓄辫为归顺标识，则是基于强暴残酷的政治运动，也更使辫子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