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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名人书信传播趋势与舆论引导——以郭沫若的书信为中心

书信是早期传播中的一种重要媒介，也是人际传播中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形式。民国时期的名人书信，成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中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分析民国时期名人书信传播的舆论形成和传播角色转变，可从中发现名人书信传播的路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引导和管控传统媒介的舆论导向。

民国时期；郭沫若书信；人际传播；舆论引导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或人与群体间的信息互动，是人类交往最初、最普通的传播形式。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人体的延伸。”书信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是人际交往的异地延时传播方式。它具备常规的“丹斯螺旋模式”特征，又充分体现“人际需求论”和“社会交换论”之特点。近年来，研究书信传播的文献主要有秦志希、夏冬梅（2002），李新科（2009）、李冬杰（2011）、孙栋（2011）、杨银娥（2014），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对书信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尚未有文献从传播学视角对名人书信传播趋势和舆论引导作论析。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新诗奠基人之一。民国时期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办了“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民国期间，郭沫若留下了不少书信，对象既有政界、商界名人，也有文艺界、教育界专家、学者，这些书信是研究郭沫若思想、行为的重要文献。解读民国时期郭沫若书信传播途径与内容，对深入了解郭沫若的内心世界及其生活交友很有意义。

一、名人书信传播的舆论形成

社会舆论的形成及其热度的提高，是和社会的发展，包括民众的参与度、话语的影响力和互动媒介数量成正相关。辛亥革命前，由于封建统治的束缚，书信仅作为一种个体与个体间的私密交流方式，尚未形成足以产生社会影响的舆论。20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名人书信开始由个体与个体间的私密交流转变为个人与集体或大众的广泛性传播形式，在报纸和期刊媒体的推送下，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推动社会舆论的发展。

名人书信的舆论形成方式，因不同的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舆论内容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与四种因素相关：一是社会变动、较大事件的发展以及某些刺激意见的出现；二是，某些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三是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大众传播媒介促成所希望的舆论；四是文化与道德传统对舆论形成的制约。[1]417从名人书信的传播特点来看，名人书信引导的舆论是大众围绕名人书信中提出的某种或某类特定话题，以报纸、期刊等为平台，自主参与讨论、交流观点和发表意见的过程中形成的。“参与讨论、交流观点和发表意见”即通常刊登于报端的“至某某的一封信”或“关于某某信的回复”。在这种一来一去的公开信交流中，往往会引发争论或共鸣，并借助媒体不断传播扩散，成为一段时间内的主流声音。

二、名人书信传播的角色变化

名人书信的传播模式，主要有一对一、多对一和多对多等形式，它是一种伞式与链式相结合的传播模式[2]54。这种双向互动传播模式，打破了大众传播中单向性交流带来的分散化，改变了传统书信的主客体角色，使信息在舆论传播中能得到有效的议程设置。

(一)编码、解码一体式互动

在名人书信传播中，信息解码者不再被动地接受编码信息，他们可以借助媒体发布个人的反馈意见，成为新的信息编码者。这一变化在信息交流不畅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除名人参与编码外，各种社会机构、群体或者普通读者都参与到信息编码与解码中来，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整个舆情的走向。所以，每个信息的解码者，可以在接收编码信息后，又转变为新的信息编码者。也就是说，名人书信传播过程中，每个个体或群体集编码、解码于一身，他们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在报纸、期刊等媒体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一个“编码——传播——解码——传播——编码”的互动模式。这意味着，名人书信传播中，名人与普通个体或群体都可影响意见，并成为意见领袖，在此意义上，信息编码者与解码者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共享者，不存在绝对的意见领袖式力量。

（二）把关人权力的差异化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库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首次提出把关人理论。他认为，信息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这些渠道中，存在一些把关人，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个人意见，筛选相关的信息进入传播渠道。名人书信传播中，负责书信收集、筛选、加工和发布的媒体人即可称为“把关人”，他们这种解码、编码行为就是对信息把关。传统信息传播控制，主要是通过各级信息管理机构或平台对信息进行鉴别、筛选，这些管理机构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名人书信传播是一种多面互动的信息流动，是一个集名人与普通大众于一体的信息网。虽然每个人都是双重身份，但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