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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失去书信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是世界上著名的礼仪之邦，一直以来国人的社会交往、感情沟通和思想交流，大都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和文化方式来实现和完成。书信作为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书形式，不仅承载着纷繁丰富的中华礼仪文化内容，而且蕴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其载体、称谓和内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流转和迁变。

“信”在古代有音讯、消息之意，如汉代辞赋家、思想家扬雄在《太玄经》中写道：“阳气极于上，阴信萌乎下。”早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就有了“书信”来往，当时采用的是结绳、刻符等形式，根据考古发现，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已有刻画的符号，我国贵州苗族也使用过刻符，清代著名画家方亨咸在《苗俗纪闻》中描述“俗无文契，凡称货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这里所说的符号和刻符指的都是书信。春秋战国时期，书信这一应用文体正式出现，彼时统称为“书”，由于列国争霸、军务繁忙，从客观上加速了书信这一文体的形成与发展，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都已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但是，先秦两汉时期人们书写书信没有统一的规范，制式与型态比较随便，到了魏晋南北朝之时，遂开始有人撰作“书仪”，即各种书信的体例与格式，以供社会成员写信时套用，迄今所知最早的书信格式，是晋代书法家索靖撰写的《月仪》，最系统最全面最权威的则是北宋司马光编撰的《书仪》。作为传情达意的书信，广布流行于前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各国，在中国更是基脉深彻、源远流长，今人足可编着一部体量庞大、卷帙浩繁的《中国书信史》，而其中情真意切、温文尔雅、文采斐然之作，则是一经见诸世人就永远盛开绽放的文字花朵，如《礼记·仪礼》所言“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穆穆者，敬之和也，皇皇者，正而美也，也就是说写信人书写书信时，不仅谦逊礼敬、温敦和气，而且还应彬彬有礼、持君子之风。所以，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写信都是一种个人修养和文化素质的最基本体现。我国的书信文化经过李唐、五代和两宋的传承和发展，大体形成了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书信格式。尽管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很少运用书信方式进行联络和沟通，但是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之间，公务信件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撰写邀请函时尤为慎重和严谨，换言之，以邀请函形式出现的书信，其礼仪是否得体整饬显得极其重要，一封通常意义上的邀请函，至少应该包含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六个基本要素。尽管当今时代声光电日趋发达，除了电脑、手机这些应用广泛的联络方式之外，华人科学家高锟还发明了最先进的光束通信，以至于瑞典国王亲自给他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正是借助互联网与光束等媒介和平台，使书信以电邮、微信等形式在千家万户之间传递、驰骋与飞翔。但是，我依旧不能忘情古代那些著名书礼，特别是洋溢其间永不消散的墨香与心香。作为书信意义的“函”，最早见诸《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每有疑事，辄以函文晔。”作为书信意义的“信”，最早出自唐代元稹所写的《书乐天纸》一诗“半封京信半题诗”。

世界各国都有书信，但书信在中国却有许多芬芳美丽的别名，这大约是其他国家望“信”莫及吧？无论是“云中谁寄锦书来”的“书”，还是“书被催成墨未浓”的“書”，指的均是古代书信，鉴于书写的载体不同，书信的称谓也有所区别，例如写在大竹片上称作“简”，写在小竹片上称作“笺”，写在大木板上称作“牍”，写在小木板上称作“札”，写在白绢上称作“素”，等等；而书信的双名则有书简、书牍、尺牍、尺素、书札等名称，这种种特名别名大都与远古时代书信的表现形式有着直接关系。据《汉书》记载，广武君谓韩信说：“奉咫尺之书以使燕。”汉朝初期尚未发明纸张，记事与书信仍然如先秦一样使用竹片或木片代劳，并对竹片和木片长短做出规定，古制书简一般长约一尺，所以后来所说的“尺书”和“尺牍”，就是汉代“咫尺之书”的遗语。书信还有一个特殊的芳名叫作“鱼雁”。用“雁”代替书信，和雁的秋去春来有关，也源于《汉书·苏武传》中的典故：“宫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而被扣留，流放北海达几十年，如果不是苏武的随员假托雁足传书，单于迫不得已允许苏武归汉，那苏武就会终生与羊群为伍，最终客死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之畔。为了在传递过程中不致损毁，古人又常把写在白色丝绢上的书信扎在两片竹木简中，简大都刻成鱼形，因此“鱼”或“鱼书”也成了书信的代称，如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而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诗中的“鲤鱼”代指一底一盖的竹木之筒，而“烹”实为解开其间捆绕的绳索之意。

华夏之邦最早关于书信的记载是《左传》，《郑子产与宣子书》等赫然载于其中。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连作者都众说纷纭的历史著作，我们从中并不能看到书信的原件。现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