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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信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书信曾经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叙事行为和信息交流方式。作为人类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之一，书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发挥着独特的叙事功能。书信体小说为书信叙事开启了新的篇章，无论是对于文本结构，还是故事的表现形态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书信在小说之中都能展现出独特的叙事功能，增添其艺术性和审美价值。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媒介的普及，传统书信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它曾经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和艺术价值只有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小说中更能体现其鲜活的生命力。

一、书信体小说中的叙事

西方运用书信体进行文学创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古罗马时期曾盛极一时。贺拉斯曾引书信入诗歌创作书信体诗文（verseepistle），《诗艺》（又名《致庇索父子》）就是以诗体信简的形式探讨当时罗马的文艺现状以及有关诗歌和戏剧创作的原则，这种形式的创作能够有效弱化诗歌的抒情成分及形式要求，从而增强其叙事性。

随着西方小说的发展，书信体小说也逐渐出现。书信体小说(EpistolaryNovel)是“由一个或几个人物写的书简来推进叙述的小说”。“它的优点是：作者不用介入小说情节，但有机会描写人物的感情和反应；进而提供情节的直接感……书信体小说也能使作者通过几个通信人的书信中对于事件的记录来描述对同一事情的多种观点。它也是一种创造逼真气氛的手段，作者仅仅起‘编辑者’作用。”［1］（P318）书信体小说开启了文学叙事中的一页新篇章，人物书简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不仅打破此前小说中单一视角的局限，而且对于人物的情感展现得更加直接和逼真，使小说的叙述形式更为丰富多彩，人物的塑造也更为立体生动。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Richardson,1689—1761)那里，从文体形式到创作主题等方面都获得全面的突破和发展。理查逊的处女作《帕米拉》（1740）是由32封书信推进叙事进程的，帕米拉写给父母的信叙述了她作为一个女仆的艰难处境，与此同时也展现她内心中的各种情感变化。理查逊使用书信叙事使整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情感细腻入微。尽管这部作品有许多不成熟之处，甚至同时代的菲尔丁嘲弄式地仿写《莎米拉》，但是理查逊却将书信体小说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使小说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界转向内心。将成功的心理分析和情感描写引进了小说，开拓了小说的前景。”［2］（P53）理查逊不仅突出书信叙事揭示人物内心的叙述手法，而且还将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道德主题融入其中，获得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理查逊创作的另一部更为成熟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1748）一经出版就广为流传，并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书信体小说之一。在理查逊的影响之下，不少作家开始尝试创作书信体小说，因此带动18世纪书信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

而在中国，书信自古以来的叙事用途甚为广泛。除却日常交流之外，从奏疏公牍到文学创作，都留下不少名篇佳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晁错的《上书言兵事》、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均为后世所传诵。但是在中国古代却不曾有人似西方那般以书信写小说。陈平原曾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小说大都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而书信更适合于抒情，故无须突出书信；二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多有诗词，赠诗比寄信更风雅更有情趣，故不必突出书信。［3］（P188）直到清末民初，书信体小说随着西学浪潮进入中国，中国作家才开始真正接触到这一文体形式，并开始进行摹仿创作，在20世纪20年代蔚然成风。徐枕亚是较早进行此类尝试的，1914年他引大量“艳情尺牍”进章回体小说《玉梨魂》，将之改为《雪鸿史泪》，成为中国的第一篇日记体艳情小说。1915年，包天笑以“未亡人”写给亡夫的11封书信连缀成小说《冥鸿》，被视为中国的第一篇书信体小说。但是这些尝试更多的只是对西方书信体小说文体形式的摹仿，并未完全发挥书信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新小说’家之所以接触到了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形式而没能很好发挥其作用，跟他们不是从心理化、个性化角度来理解这种小说形式大有关系。”［3］（P193）“五四”一代的作家对于西方书信体小说的借鉴则更为进步，尤其是充分挖掘书信对人物内心刻画和性格展现的叙事功能等方面，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冰心、庐隐、冯沅君、许地山等在这一时期都贡献出精彩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郁达夫的《迷羊》（1926）、冰心的《超人》（1921）和《离家的一年》（1921）、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1925）等，尽管有些作品更偏向于日记体小说，但是这种以日记、书信入小说的叙事手法推进中国小说在叙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