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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书信类别及特征浅析

吴曾祺在其所编《涵芬楼古今文钞》一书中，对书牍文这一文体进行了分类，“为目十四：曰书，曰上书，曰简，曰札，曰帖，曰劄子，曰奏记，曰状，曰笺，曰启，曰亲书，曰移，曰揭，其余为附录”[1]。其中亲书又指婚书，只适用于特定场合，并且本质上属于启的一种，吴曾祺认为它和劄子一样，主要出现在宋朝，而状独盛行于唐朝，移和揭经相关学者研究，很难称为书信。故本文拟以吴氏分类为准，就通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种书信种类进行论述。

一、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的内容与两汉相比更加扩大，几乎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受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个时期文体意识逐步变强，对“书”特点的探讨和总结取得较大成就。其中以《文心雕龙·书记》最具有代表性，刘勰对于“书”的观点是舒展铺陈言辞，写在简牍之上，重在“明决”，即明确决断。同时也认为书信的根本在“尽言”，意指把自己的话尽情地倾诉出来，以此来疏散郁结的心情，表达美好的言行。“明决”重在讲书的基本实用功能，“尽言”则偏向了文学审美。当然，两个特点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更多的时候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后世的书尽管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可能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但“明决”和“尽言”始终是“书”这一文体主要特点。

“书”的为文十分灵活，可用散体，也可用骈体，或者是骈散结合。书信早期行文质朴，少藻饰，多为散体之作。对于艺术形式上的雕琢和重视，滥觞于两汉。司马相如、卓文君等夫妻书信已经呈现出雕琢之态。魏晋南北朝时期体制整齐，文采绮丽，音韵和谐，重隶事对偶的骈文大盛，人们对这种文学形式美的追求也投射在书信创作上面。因此以骈体写书信，成为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特色，这一特色梁陈尤甚。

二、简、札、帖

关于简、札、帖称谓的由来，研究者多认为是书写工具不同的缘故。书于竹简、木板之上为“简”和“札”，书于帛之上则谓之“帖”。“简”“札”“帖”三者虽因材质各异而得名，但却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文短小。徐师曾道：“简者，略也，言陈其大略也。”[2]郑逸梅说：“我人以短简为札。”[3]吴曾祺论及帖亦说：“其文以善于用短为贵。”[1]除这一显著特点之外，“简”“札”“帖”并无十分明显的区别。至于三者究竟何时成为书的名称，在吴曾祺看来，简是在魏晋时期才有这样的书信称呼，不过这种说法缺乏具体作品的支持。“札”具有书信义最早见于《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4]，由此得之，札成为书信的别称始于汉朝。事实上，魏晋南北朝直接以简、札为题的书信十分罕见，典籍中更多把简札当作是代称，而不是具有实际内容的书信。帖作为书信别称也出现在汉代，东汉崔瑗留有《杂帖》一篇，观此帖实际内容，与书信并无二致。三国期间，具有书信特点的帖零星出现。帖在东晋呈鼎盛之势，代表人物为琅琊王氏家族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就现存文本来看，帖多以散体写成，对象多为亲朋好友，内容主要是生活中琐事，也涉及时事。

三、笺、启

《文心雕龙》曰：“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5]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笺这种书信在汉代出现，《文心雕龙》提到东汉黄香写过笺这一类的书信，现在已不可见，但《后汉书》中明确提到黄香所著文章中有笺的存在，此外《皇甫规张段列传》《文苑列传》中，笺也被单独罗列出来，成为文体的一种，这都证明笺大约出现于东汉。刘勰认为笺的对象为一郡之守或兼领武事的郡将，但事实上翻检现在所存文章，笺的使用范围远非如刘勰所说那般局限。就内容方面看，魏晋南北朝时的笺介于私牍、公牍之间。此外，徐师在《文体明辨叙说》论述笺的时候，认为笺可分为古俗二体，古体是指笺用散体而作，俗体是指笺用骈体而写，以魏晋南北朝看，梁代以前，笺以散体为主，之后骈风炽盛，此种书信已经显示出了骈俪化的倾向，后代笺的骈化可能受此影响。

对于“启”，刘勰认为因避讳汉景帝刘启之名，启这种称呼在两汉时期是没有出现的，曹魏时期也只出现“启闻”“奏启”字样，直到晋朝才开始盛行。此说法相关学者存在质疑，《全三国文》有魏刘辅《论赐谥启》一文，据此范文澜认为魏已有启这一称呼，这就把启出现的时间又推前了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启的对象主要是皇帝与诸王，但值得注意的是梁代任昉有《启萧太傅固辞夺礼》一文，上书对象为大臣，不过启用于臣下之间在这个时期比较少见。启同时兼有奏疏和表文两者的功用，既可上书言事，陈政见，又可谢主恩，谦让爵位。这就造成了不同功能之启的语言风格存在着较大差异。徐师曾认为启与笺一样，也有古体与俗体之分，东晋一朝的启数量较少，多为散体之作，自刘宋开始，以散体作启依旧存在，但骈体化的启已经大量出现，并具有优势地位。后代的启多以骈体为主可能即发轫于此时。

四、上书、奏记

“上书”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支流甚多。刘勰、徐师曾都曾指出后世章表奏议等公牍文皆起源于上书。在此我们仅仅讨论以上书为题的文章。上书一词出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