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兼顾个人家国的乡愁型诗疗诗——《乡愁》的诗疗解读（上）.doc

一首兼顾个人家国的乡愁型诗疗诗——《乡愁》的诗疗解读（上）

在近年的诗歌疗法讲座中，我用得最多的五首诗是：食指的《相信未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余光中的《乡愁》。《乡愁》的用途最广，可以针对所有文化层次、职业层次和年龄层次的受众。如2012年4月13日，我在福建省妇女干部学校为六十多名女干部做的讲座题目是“传统文化（诗教）科学精神（诗疗）——做幸福完美的女干部”。我把讲座的第一个环节“情感治疗”分为三个“疗程”：第一个疗程是“初级情感治疗”，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和《在水一方》，受众听完歌曲后播放了我的《多想在鼓浪屿浪来浪去》的诗朗诵。第二个疗程是“中级情感治疗”，播放的是苏轼的歌曲《明月几时有》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诗朗诵以及余光中《乡愁》的诗朗诵。第三个疗程是“高级情感治疗”，播放的是艾青《我爱这土地》和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朗诵。尽管把爱情归入低级情感，把乡情归于中级情感，把爱国情感归于高级情感，可能不太合理，但是基本可以反映出我诗歌疗法的基本观念：承认低级情感，保护中级情感，倡导高级情感。所以我的诗歌疗法创造了两个新术语。一个是“诗歌疗法诗”，简称“诗疗诗”；另一个是“美欲”。有个成语叫“三心二意”，一首优秀的诗歌疗法诗应该呈现三欲（性欲、爱欲和美欲）和二感（快感、美感）。虽然属于“中级情感疗程”的《乡愁》可能不是这样的“三心二意”的“诗疗诗”，却因为既有“中级情感治疗”（诗中的“母亲”），又有“高级情感治疗”（诗中的“海峡”“大陆”），甚至还有“低级情感治疗”（诗中的“新娘”，有“久别胜新婚”的俗语），就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诗疗效果。它能够兼顾诗的抒情性、政治性甚至现代性，把个人情绪、家庭情感和国家情感有机结合，尤其是能够将家国情怀水乳交融。如同“味道”一词，理解《乡愁》的诗疗性时，可以把家国情怀分解为“家与情”和“国与怀”，前者偏向如“味道”中的“味”，偏重的是“情”，后者偏向的是“怀”，偏重的是“道”。所以余光中的《乡愁》能够在中外成千上万首乡愁诗中脱颖而出，特别是能够优胜于彭邦桢的《月之故乡》、洛夫的《边界望乡》、席慕蓉的《乡愁》、蓉子的《晚秋的乡愁》、痖弦的《红玉米》、杜国清的《望月》等众多台湾诗人写的乡愁诗，堪称乡愁型诗疗诗中的精品。

我长期把《乡愁》放在“中级情感疗程”中应用，主要是因为我对这首诗的“政治性”理解不够。不仅是因为我按照时空距离与心理距离，尤其是从“小我”到“大我”的伦理距离，认为乡情是介于爱情亲情友情与爱国情感之间的情感，还因为我数十年的阅读经验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美定势及期待视野，当然也是受流行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这首诗在公众视野中，特别在大陆中学语文的教材中和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都被“定格”为“乡愁诗”，余光中又被“公认”为“乡愁诗人”。尤其是被强调为羁旅、放逐中的游子思归的乡愁诗，也常常被一些人有意识地界定为“台湾同胞”渴望“回归”大陆的“宣传诗”。从它几十年来的传播历史看，这首诗确实获得了很多强调两岸统一的政治抒情诗无法达到的“宣传”效果，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它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又生动地说明了“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的“硬道理”。余光中是唯一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接受采访的中国台湾诗人，他也是在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台湾诗人。《乡愁》也总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新诗会”上被名家朗诵的名诗。在没有进行诗疗讲座或教学以前，我甚至很偏执地认为这首诗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只不过是被政治家们利用成了“政治诗”甚至“宣传诗”。在2003年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新诗研讨会上，我还因此指责新诗研究界在研究台湾诗歌时过分重视诗的政治性，甚至不顾一些台湾诗人在场，尖锐地指出有些台湾诗人在大陆暴得大名并不完全是因为诗好，而是“功夫在诗外”，沾了“政治”或“人际”的光。但是从事诗歌疗法研究以后，尤其是在用《乡愁》作为诗疗诗，对受众进行治疗时，我明显发现了它的政治意义及由此产生的诗疗价值，越来越感觉到这首诗不是一首“小我”抒情诗，而是一首以小衬大的“大我”政治诗。诗中的“我”“母亲”“新娘”这些“家庭成员”虚实相生，尤其不能认为这首诗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夫子自道”，“对号入座”地把“我”理解为余光中，把“母亲”和“新娘”固定为余光中的母亲和妻子。如果把《乡愁》界定为一首个人抒情诗（一段内心独白）或家庭抒情诗（一封家书），前三个诗节就很完美了，最后一个诗节就是画蛇添足。

我把《乡愁》放在“中级情感疗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这首诗写得太简单，缺乏新诗应该有的“技巧性”，甚至认为它能够进入中国大陆初中语文教材的原因正是写得太粗浅，是一首内容大于形式，甚至是“主题先行”式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