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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焦虑在高校体育锻炼环境和手机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江西抚州344000;2.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抚州344099;3.山东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102

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8%［1］。个体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忽视重要事情而引发负面影响的行为被称为手机成瘾［2］。大学生手机成瘾率超过25%，且逐年递增，易导致焦虑、成绩下滑等问题，将增加学校管理难度，对高校教育管理水平有不小的考验［3］。体育锻炼环境指个体进行身体练习时所能接触和感受到周围人群所营造的氛围［4］，对锻炼具有激励导向作用。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能有效改善大学生对手机的成瘾倾向［5］。根据个体—环境交互理论，个体行为问题是个体本身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6］，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也会通过周围环境来调节。错失焦虑是个体担心他人可能会有自己没有的有益经历，产生一种具有忧虑和失落感的复杂焦虑情感［7］。社交媒体和现代科技的普及，促使人们更加渴望与某社交群体保持持续联系，并更新日常活动，这可能会导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升级，并导致上瘾［6］。错失焦虑等消极情绪与年轻人沉迷智能手机有显著关系，错失焦虑程度越高，越担心自己错过社交媒体中与自身相关的信息。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能改善个体的运动和动态体验，从而减少错失焦虑感受［8］。

综上所述，高校体育锻炼环境、错失焦虑和手机成瘾之间存在关联或影响机制。通过研究错失焦虑在高校体育锻炼环境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可以为改善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方向。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以错失焦虑在高校体育锻炼环境和手机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5所高校选取各年级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900份问卷，有效问卷738份，男生394人，女生344人，平均年龄为（19.03±1.12）岁。

1.2研究方法

《体育锻炼环境问卷》采用刘薇娜《体育锻炼环境量表》修订版［4］，共17题，每题以1～5分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体育锻炼环境越好。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79。

《手机成瘾问卷》采用苏双编制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9］。共22题，每题以1～5分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智能手机成瘾程度越高。克隆巴赫系数为0.93。

《错失焦虑量表》采用宋小康编制的《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错失焦虑量表》［10］，共16题，每项以1～5分计分。总分越高，说明错失焦虑程度越高。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89。

1.3数据处理

采用SPSS27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回归分析，参照SPSS扩展的宏程序PROCESSv4.1版本完成中介效应检验。

2结果

2.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单因素方法对量表所有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930；效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P＜0.001，有10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成分方差解释率为23.22%，无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2.2人口学特征差异

大学生性别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倾向的得分上无统计学意义，在错失焦虑的得分上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年龄和年级指标在大学生体育锻炼、手机成瘾倾向和错失焦虑的得分上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人口学特征差异

2.3相关性分析

高校体育锻炼环境与手机成瘾、错失焦虑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性，错失焦虑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2）。

表2相关分析结果

2.4错失焦虑中介效应检验

经回归分析，体育锻炼环境能直接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β=-0.29，95%的置信区间为［-0.64，-0.40］，P＜0.001），体育锻炼环境能直接负向预测错失焦虑（β=-0.23，95%的置信区间为［-0.34，-0.18］，P＜0.001）；当体育锻炼环境和错失焦虑一同预测手机成瘾时，二者均有直接预测作用（β=-0.16，P＜0.001；β=0.55，P＜0.001），如表3所示。

表3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由表4、图1可知，体育锻炼环境→手机成瘾的直接路径效应值为-0.29，其95%置信区间不含0，表明这个路径效应显著，也就是说体育锻炼环境可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而体育锻炼环境→错失焦虑→手机成瘾倾向的间接路径的效应值为-0.23，置信区间不包含0，此路径也显著。错失焦虑在大学生体育锻炼环境和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23%。

图1错失焦虑中介模型图

表4错失焦虑中介效应检验

3讨论

3.1体育锻炼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