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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引发的思考：工伤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王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案例研究部) 　　摘要：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分担损失并降低企业风险，世界各国在工伤赔偿救济上大都经历了从传统侵权法的一元调整机制至以工伤保险为主的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但工伤保险保障水平较低，范围也有限。本文以一个案例为切入点，从工伤事故处理与侵权法调整的关系、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范围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救济模式三方面进行分析，对工伤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合理性稍作探讨。 　　关键词：工伤救济 工伤保险 精神损害赔偿 　　农民工马文凯于2004年10月经老乡介绍，到福建省海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北京地铁四号线黄庄一工区担任挖土工。2004年10月12日晚7点，马文凯在地下作业时，因土方倒塌受伤，经过治疗伤势好转，但造成终身高位截瘫。经福建省海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海淀区劳动局于2005年8月31日认定申请人为工伤，海淀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5年10月11日鉴定原告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伤残一级，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完全无劳动能力。经过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支付等相关程序，现应当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已经落实，马文凯最终领取了由海淀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核定的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178854元，其中一次性领取长期待遇1500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8854元。 　　相对于工伤保险待遇的顺利落实，马文凯的另一项赔偿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却屡遭法院驳回。事故后的马文凯高位截瘫，全身只有头部尚有知觉，整日只能躺在床上直至生命完结。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在身体遭受重创的同时，精神也受到极大的伤害，而这一伤害，是工伤保险待遇所不能弥补的。于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马文凯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主要便是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经历了两审程序，但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一中院均以工伤职工享受双重赔偿于法无据为理由，驳回了马文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法院对这个简单案件的判决结果，引发了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工伤事故中，工伤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判决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尽管《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有明确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在法院看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第十二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这一规定已经明确排除了工伤受害人对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条例》之外的赔偿的权利，所以工伤事故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然而这一论证未免有些简单，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理解，也未免有些武断和狭隘。可能法院的判决还隐含着这样的逻辑：精神损害赔偿是针对侵权行为设立的一项救济制度，工伤事故不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明确列举的特殊侵权类型;工伤保险作为针对工伤事故的专门损害赔偿机制，已经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必要也不应当另辟蹊径。这一观点粗看有理，但细细分析，却大有可推敲之处。本文将从工伤事故处理与侵权法调整的关系、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和范围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及救济模式三方面进行分析，对工伤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合理性稍作探讨。 　　一、 工伤事故处理与侵权法 　　侵权行为，在德文中称为不被许可的行为，在法国民法典中是加害行为和准加害行为，日本民法称之为不法行为，瑞士民法典中侵权行为的德文标题称为不被许可的行为，法文标题则称为不法行为。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侵权行为被称为tort或torts，意思是民事上的不当行为。[1] 　　汉语中的“侵权行为”是外来词汇，尽管长久以来已约定俗成，但它实际未能全面揭示侵权行为的本质。[2]侵权法所调整的行为不仅是加害人自己的行为，所保护的也不仅是民法明确确认的权利。对侵权行为这一概念本身，我们应当作超过字面的更广义的理解。 　　事故责任本是一种侵权行为类型，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工伤事故的性质渐形成不同的看法。但工伤事故责任脱胎于侵权责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早期的劳动事故之赔偿请求一般适用侵权行为法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对雇佣关系的调整。在前工业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尚未产生之时，雇佣关系就已经存在了。它由民法来调整，相应的给雇员造成的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