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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后的伤害行为应如何定罪量刑 　　2002年10月31日18时许，被告人甲某与素不相识的被害人乙某(外地民工)在某县城中心什字一水果摊前相遇，因之前两人都喝过酒，站立不稳，又因小事误会，争吵，甲用右手在乙面部猛击一拳，致乙向后仰面倒地，头碰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嘭”的一声。甲及同伙离去，乙被同行人丙某等扶起坐路边，后用出租车送回住处。当晚乙不说话、不吃饭，只是打手势。11月1日，丙去看乙，乙只是昏睡无语。11月2日中午，乙父从家乡赶到该县城，将乙送往另一县城医院抢救。11月3日上午又转往解放军某医院，诊断为创伤性重型脑损伤。11月4日零时许，乙家属从医生处得知救治无望，随将乙接出医院，1时左右，被送回家中，不久死亡。11月4日下午5时下葬。2002年11月7日某市公安局对乙尸体开棺检验，法医鉴定为乙受钝性外力作用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 　　[分歧]： 　　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疑罪从无原则，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判处有期徒刑。 　　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被害人遭受拳击后，仰面倒地，头碰在公路上，发出明显声响，受到了较大伤害，被告人却置之不理，扬长而去，放任危害后果发生，其行为构成(间接)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对其所犯罪行拒不认罪，本应严惩，但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3.5万元，故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按照裁定指出的问题，对被害人多处伤情的成因重新委托本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作了鉴定。 　　一审法院重审后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罪名成立。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当场对被害人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及省高院司法技术室所作的法医学文证审查(死因分析)意见书证实被害人乙某头部系遭受钝性暴力作用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所以被害人之死与被告人打其一拳倒地后造成颅脑损伤有一定的刑法因果关系。故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 　　宣判后，被告人仍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因琐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被害人颅脑损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有多人证实上诉人将被害人乙某一拳打倒致被害人头部着地的事实，后经法医鉴定，有颅脑损伤的严重后果。省高院法医学文证(死因分析)意见书证实被害人乙某头部系遭受多次钝性暴力作用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不能排除其他伤害之因素，上诉人在纠纷过程中打被害人一拳，并非致其死亡的必然的唯一原因，但对造成被害人颅脑损伤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意见一：认为被害人之死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属多因一果。起码有被害人事发前饮酒站立不稳的原因，与其家人未能及时救治，贻误最佳治疗机会也有密切关系,而被告人的一拳加剧了危害的发生。被告人的一拳行为对造成被害人死亡到底有多大关系?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鉴定结论只能证明总的钝性外力作用的后果，不可能对总外力中每个分力的作用后果分别得出相应的鉴定结论，亦即被告人的一拳行为致被害人身体伤害的结果系轻微伤、轻伤、重伤还是死亡?没有一个独立的、明确的法医鉴定结论能够证实。因此，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疑罪从无原则，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意见二：首先应明确我国法律上将伤害结果分为四种情形：轻微伤、轻伤、重伤、死亡。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出于过失，则对造成的轻微伤、轻伤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过失造成他人重伤，可能成立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造成他人死亡，可能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则对造成轻微伤也不承担刑事责任，只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故意造成他人轻伤、重伤、或由于故意伤害造成他人死亡，则只能成立故意伤害罪。对此，《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分别规定了从轻到重三个幅度的量刑。其次应明确被害人之死与被告人拳击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刑法因果关系? 　　原因与结果是哲学上的一对范畴。刑法因果关系与哲学因果关系具有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是要解决行为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其特定性表现在它只能是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的原因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其中的结果是指法律所要求的已经造成的有形的，可被具体测量确定的物质性危害结果。刑法因果关系只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一个选择要件，查明刑法因果关系仅仅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客观基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