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14村民自治：本质是一种直接民主.docVIP

评论·大参考 村民自治：本质是一种直接民主南方周末》仝志辉田飞龙村民自治不仅是按照法律规定动作来训练村民和实现秩序，还应具有规则生产的权力与能力。村组法应保持适度的“谦抑”，为村民自治提供运行空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正由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于有些地方的村级选举贿选蔓延，所以任务之一是规范选举，但也要看到，多数村庄选举已依法展开，很难不照法定程序举行。村民自治实践在进入“后选举时代”，选举后的治理，正在变成村治主要问题。修订草案对“什么是真正适合村民自治的民主概念”并未给出清晰回答，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民主”的思路，过于拘泥于模仿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有可能忽视村庄自治的特殊要求。关键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权力架构应怎么安排?直接民主、社会自治与参与式民主村民自治的第一个原则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来自雅典的城邦民主，有两个基本特征：内在的美德和外在的民主参与能力。直接民主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理解为公民参与决策的日常体制。第二个原则是社会自治。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的社会自治，而不是国家体制内部的地方自治。中国古代政治稳定有两大法宝，一是儒家伦理，二就是乡绅自治。革命在政治上打倒了“土豪劣绅”，在文化上通过解放个人放逐了“儒家伦理”，企图建立直接面对个人的国家统治，人民公社体制就是最终的尝试，但被证明是失败的。社会自治的必要性在于，国家统治能力有限。既然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自治，自治的本质又在于“自主”，国家法律(包括村组法)就应仅限于提供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框架，不应规定得过多过细，严重捆缚村民自治的创新空间和行动能力。村民自治的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参与式民主。从最严格意义来讲，村民自治内部的一切决策都应使用最具正当性的村民会议来决策，以体现直接民主的“直接性”。但村庄事务繁杂，性质与影响范围不一，在客观上并不需要事事诉诸“村民会议”；村民会议的制度成本相对最为高昂，村民的自主精神与能力的培养非朝夕可成；全部实行直接民主，尽管最大程度解决了权力合法性问题，但忽视了管理的有效性问题。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程序应该是一种以直接民主为主、间接民主为辅的程序组合。参与式民主强调成员德性、责任与行动能力，具有古典直接民主的部分核心要素。这就是村民的自治文化和自治能力问题。参与式民主的现代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强形式的参与式民主，指向成员的自主审议与决策，不存在可见的权力中心，全体成员就是权力本身；另一种是弱形式的参与式民主，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决策程序，涵盖立法过程和行政过程，存在可见的权力中心，公民参与有咨询价值，但没有直接的决策权。中国的村民自治成败与否，民主程序的合理设计是关键，必须注重强、弱形式的参与式民主的合理搭配。村民会议是根，村民代表会议是枝基于以上基本原则，村民自治的本质，应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目前的修订草案，有两点动向值得关注：一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法律关系的规定，这涉及村民自治民主权力的核心载体问题；二是要不要增设村务监督机构。第一个问题涉及村民自治权力架构的核心内容。修订草案坚持了村民会议的最高地位并适当扩展其权力清单，值得肯定。村民代表会议则是协调以村委会为载体的“行政主导”和以村民会议为载体的“直接民主”的产物，是效率和原则的结合。尽管村民代表会议在法律上是“按需设立”，但实践中基于所谓的村民会议开会难(很多是人为将村委会设在自然村之上，以及大规模合村并组带来的)，大多数行政村设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并有取“村民会议”而代之的趋势。这样一来，村民自治到底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民主的问题就模糊了。其实，目前对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性质并无异议，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分权及程序安排，使其顺畅运行。两者不妨如此定位：村民会议是原则和重点，不能通过简单的“一次性授权”来挤压直接民主空间，架空直接权力领域，应保障村民会议在召集程序、议题重要性及协商理性方面的优先地位，使之对最重大之村级事务具有直接决策权力。对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村民代表会议，可通过清晰、有限而可收回的授权安排，使之承担日常性的村级重要事务决策。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各安其分，才能协调好村民自治中的精英与大众的不同作用。事实上，单独依赖哪一方都达不成善治的效果。精英治村固然好，但一定是要为村民负责的精英。普通村民治村也不是完全可行，必须要有精英的示范和带动，专业化的工作，只能委托精英去完成。取消专门的村务监督机构村民自治的权力架构里，是否需要增设村务监督机构?草案第29条规定，应增设此类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应当具备财会、管理知识，并由村民选举产生。我们认为，这一制度设计并不必要，理由有二：首先，这一设计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之监督职能重复，叠床架屋，虚耗制度资源，开发上述“两会”的监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