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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视角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中国三十多年总量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但是，中国为追求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城乡差距拉大、居民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资源高速度消耗、教育投资不足、长期竞争力增长缓慢等等。上述诸种问题表明，中国在总量经济上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又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如何通过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论文联盟wWw.LW来应对发展的一系列难题和域外经济体的挑战，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人们对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解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的综合发展；从关注国民收入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从关注经济的数量扩张转向追求经济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从关注经济增长指标到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总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途径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并赋予其更多更广的含义。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从权利缺失和赋权的视角探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及其有效实现途径，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中国是从集权的计划体制走过来的，在职能上和体制上，政府自身的权力和行为方式依然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制约的特征。公民在与国家及强势利益集团的关系中缺乏足够的权利与之维持均衡，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维护。这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结构性难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自由的理念和权力的方法，从权利缺失和权利回归的全新视角，探讨中国经济所面临结构性难题的深层次原因、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及民主、法治建设对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作用。　　 一、权利视野下的经济发展　　 从古典学派开始，经济学界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代发展观，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第二代发展观，将发展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代发展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联合国一系列国际会议无不强调民主、人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性。以人为发展中心的第四代发展观成为新的发展潮流。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与促进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内在关联性。认识到发展策略与保障民众权利的政策应当是统一的，只有它们的协作才能真正全面地改进人类生存条件，它们自身也只有在协作中才能相互促进。　　 从赋权的视角理解发展理念最有代表性的是阿马蒂亚·森。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作中，明确表达了实现人的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发展的主要方法。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人们享受自己所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森，2002）。森认为，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源于两个原因：首先，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体现了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建构性作用是关于自由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森，2002）。就建构性而言，自由与发展是一体的，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人类的各种类型的自由都具有独立价值，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自由的主体地位。其次，自由是发展的重要手段，即自由在发展中起工具性作用，“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森，2002）。就工具性而言，发展的手段就是增强工具性自由，每扩展一种自由都会对发展作出贡献。自由程度越高意味着发展程度越高，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 　　 森之所以强调自由在发展中的工具性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与权力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人要获得自由，必须具备人的基本权利，通过权利来谋求发展，以使自己免受贫穷和剥夺。因此，发展要求清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暴政、社会机会的缺乏与剥夺、公共产品的忽视、政权的不 宽容和过度干预。实现发展的目的，论文联盟wWw.LW需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作为媒介。制度设计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还要促进民主化，增强社会透明度和社会保障力度。只有全面的制度设计才有多向度的个人自由，自由视角下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森在把自由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合并到发展框架中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它实为人类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全面承诺，是对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森，2002），即给人们以自由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此乃自由发展观的精义所在。　　 森的发展观所体现的自由的理念和权利的观点大为拓宽了我们对发展的内涵及本质的理解。笔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