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研究】人在江湖：从戏班行规看戏曲艺人的生活形态.doc

人在江湖：从戏班行规看戏曲艺人的生活形态 副标题： 作者：张 炼 红 　　中国历史劫乱频仍，民间社会鱼龙混杂，自古以来多的是游侠、游士，更不必说无家无业、闯荡江湖的“游民”。游民阶层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而其意识形态往往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相偏移甚至相对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半个社会，尤其在民间颇有影响。游民和知识阶层的结合形成了“游民文化”的意识形态，它以无视规范、不治生计、享受人生、疾恶如仇等等为特质，大致表现为随世游移的无根性（自由度）、趋利避害的世俗性（功利心）、亦侠亦盗的反社会性（破解力），因其肆意违逆国家法制与道德规范，常常对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稳定构成威胁，正所谓“伤道害德，败法惑世”，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多遭排斥、贬抑和诋毁。这一切在身为“化外之民”的戏曲艺人游世谋生、自娱娱人的江湖生涯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历朝历代，在江湖艺人的生活状态和地方戏曲的演出中就大量地保留了游民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且已扎根民间，却一向为正统文化所不屑。作为“游民文化”的一种典型的社会载体，更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戏曲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传承，对于民间社会的各种文化习俗（“小传统”）的酝酿和形成，进而对于民间文化如何以传播中介的形式推动着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彼此选择、改造、更新和转化，无论间接、直接，都有着人们远未能透解的深广意蕴。有鉴于此，近年来有学者一再地将“游民社会”、“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等课题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意义郑重表出，并断定此举无异于“发现一个中国”。 　　然而，在这一令人惊诧和兴奋的“发现”之外，是否还应当看清游民阶层及其文化形态在“现代化” 进程中不可抗拒地被“消解”的命数。建国初期所实施的“游民改造”工作，明确其改造对象是从事“乞讨、诈骗、偷窃、抢劫、聚赌”等不正当职业、有“流氓思想”、“游惰习气”和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而本属于游民范畴、且占很大比例的戏曲艺人就此被区别对待，通过将他们改造为“文艺工作者”而对民众实施更有效的“宣教”和“动员”，藉此重建“革命”秩序、重塑“人民”形象，以便实践国家目标。事实上，无论是强行扼灭其负面因素，还是精心打造其有利因素，这都属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清除障碍、推动“现代化”进程而必须完成的消化“游民”和消解“游民文化”的艰巨任务。而诸如此类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得以曲折行进的对于异质成分的整合消解工程，譬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自上而下大力推行的“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造运动，正是笔者近年来倾力关注并深入探询的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对应于新中国戏改运动的具体展开及其深刻影响，本文所述及的戏曲活动原貌中未经改造的正、负因素，都将体现出极为生动而特殊的历史参照意味。 　　由于正史不屑、雅人不齿，想要掌握充分的史料来了解戏曲艺人的游民生涯，除了历朝历代政府发布的文告禁令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贴近真实、而又直截了当的切入点，那就是江湖戏班中世代相传的班规条文及演出习俗。 　　“路歧歧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作为“以技妄游者”，宋元以前的民间技艺演出大抵属于流动性质。真正意义上的戏班起于宋代，宋元家庭戏班形成的社会原因是受当时户籍制度所限，凡艺人都隶属于乐籍，子孙后代也将世袭为艺人。时至明代中期以后，戏班组合便主要采取艺人自由搭台组班的形式。 　　作为脱离了正常社会秩序的游民，长期走南闯北，冲州撞府，艺人们早已习惯了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不拘于常理常法。然而法外有法，总须另立一些规矩，方能够在戏曲班社这样的“游民组织”中相安无事。于是各种“班规”、“禁忌”约定俗成，口耳相传，以求全面地管束那些在艺人中间经常出现的不轨行为。 纵观天南地北的班规条文，五花八门，却又大同小异。在此仅选取其中的几例： 　　1、皖南花鼓戏“十大班规” ：一、尊师爱徒，一师百师，一徒百徒；二、自己无师，不能带徒；三、不准忘师卖道，欺师灭祖；四、不准赌博、调戏妇女；五、不准偷窃扒拿；六、不准夜不归宿；七、不准私自带人进住班社的公共宿舍，不准跑整洋盘；八、不准拆班、打瓜叽； 九、不准私结干亲；十、合同满期后，班社如欲继续留用，在未订立合同前，箱主需提供伙食。违犯以上条款者，轻者跪公堂，重者由锅师傅打扁担，严重者罚除六根 。 　　2、苏北里下河京徽班与苏南水路京班“十大班规” ：不许欺师灭祖、坐班邀人、偷人挖角、中途辞班或打瓜精、临场推诿、带酒上场、台上开搅、台上反场、开口伤众、游春钓鱼。 犯了班规要坐公堂。 　　3、黑龙江多数戏班“十大班规” ：一、不许坐班邀人；二、不许临场推诿；三、不许误活、砍活；四、不许错报家门；五、不许带酒上台；六、不许见班辞班；七、不许无事串班；八、不许吃里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