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制度浅谈.doc

买办制度浅谈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今天千姿百态的21世纪，历史的河水汩汩流淌了几千年，在这悠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历史的嬗变，朝代的更迁。君王远去了一代又一代，臣民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少阶层勃然兴起，繁华之后又销声匿迹，堙没在时间的潮水里，仅留下几页宣纸的回忆。 在离我们不远的中国近代——清朝末年凌乱而又凄惨的社会中行走着这样一个阶级：买办。这个名词大家都不陌生，可熟悉的名词背后隐藏的那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因此我想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买办做一个浅谈。 论述未始，概念先行。究竟何为买办，《辞海》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席正甫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他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形成了一股席家势力。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记录。 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元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了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贴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却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 席家与民国显要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国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的弟弟宋子良。这使得汇丰在清廷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席氏子弟曾当过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还出任中央造纸厂的厂长。 如此错综庞杂的生意和社会关系，让席家变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虚言。在买办阶层崛起之前的两百年间，国内商业多为晋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别在长江流域，靠贩盐和生丝买卖起家的徽商势力最盛，然而到19世纪后期，买办财势已隐然超越，当时上海便有谚语称，“徽帮人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因为几辈人在银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专业上的能力独步天下。 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内地，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 它不仅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又与本国封建官僚、富农及其他旧势力相勾结，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