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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叙事与家庭关系对离异家庭子女心理的影响 翟　双 杨莉萍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一、国内外关于离异家庭对子女心理影响的研究现状 由于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以及随之带来的离异家庭子女心理问题数量的增长,国内外的心理学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美国心理学家Rodgers对大量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离婚的负面影响常常被低估,像其他一些早期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样,离婚会使孩子具有心理障碍和失去快乐的风险[1] P391。国内的高月梅等人以4 - 6岁大城市在园儿童为研究对象,以教师问卷、父母问卷、儿童问卷和儿童认知发展评价量表为工具,发现离异家庭儿童与同龄完整家庭儿童在同伴关系、亲子关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得分明显低于后者[2] 。夏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研究了一、三、五年级的离异家庭的儿童,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指出父母离异对儿童问题行为和亲子关系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3]。陈会昌等人也采用问卷和量表研究了离异家庭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特点,结果表明离异家庭儿童在同伴关系、自我控制力和亲子关系等方面明显差于完整家庭的儿童[4]。此外在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中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包括以上研究在内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基本上都是通过实验验证了离异家庭对子女的不良影响。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对这些不利影响和解决对策的思考、分析方面[5] [6] [7] [8] 。 二、消极的离婚叙事放大和强化了离异事件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对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研究的记录基本一致,即父母离异对儿童是一次心灵上的手术,震动很大[9]p276。但是,国外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却悄悄起了变化。比如Buns, Dunlop和Tayler不同意Rodgers的观点,认为离婚对子女的影响是微弱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的资料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离婚家庭的孩子都遭受了不利的影响”[10]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外的研究结论越来越倾向于离婚的负面影响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严重。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也成为当前国外学者的一个新课题。国外的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是:过去离婚很不普遍,在文化上更少被接受,因此父母和子女都要去应付更多的不满,却得到很少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对离婚所持观念的转变,即由不接受逐渐变成可以接受和理解,降低了离婚的负面影响。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较早的研究存在缺陷,对变量的控制考虑不周。 可见,国外已经开始注意到社会文化对离异问题研究的影响。以叙事作为扎根隐喻的当代心理学认为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叙事建构了人和人的心理。叙事为人们提供一种思维框架或“整理箱”,使人们将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孤立的现象以及各种个体经验联系起来,并赋予它们特定的意义和秩序。其中社会主流文化叙事成为人们建构生活意义、认识和理解生活事件的主要依据。国外近年来关于离异家庭子女心理问题的研究结论的转向可以用国外关于离婚的主流叙事的改变来解释。十几年前,国外关于婚姻的主流叙事是结婚使人得到爱与幸福,子女只有在父母婚姻关系完整的家庭中才能健康成长,而离婚打破了父母完整的婚姻关系,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因此失去爱与幸福。正如心理学家萨宾( Sarbin Theodore R)所说“叙事与行动是从同一块布料上剪裁下来的, 人的心理、行为和叙事具有同构性”[11] P262 ,所以那时的研究结论无一例外地证明了离异对子女的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西方离异叙事的改变,即婚姻生活未必使人幸福,而离婚是摆脱不幸婚姻另觅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一生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它只意味着夫妻关系的结束,并没有改变亲子关系。在这种叙事的建构下,研究结论开始发生转变。 看似一致的国内研究同样受到了社会主流叙事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文化对离婚的消极态度放大了离异对子女心理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的传统国家,家庭观念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而离婚则意味着家庭的解体,是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不负责任。作为社会主流叙事,它必然影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心理。目前国内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大部分是问卷,众所周知问卷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赞许效应”,即人们会有意识地按照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要求来回答题目。社会对离婚是持消极态度是不赞成离婚的,所以无论父母、子女还是教师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做出符合社会主流话语的回答,即离异家庭的子女是异于且差于完整家庭的子女的。同时,生活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所做的理论假设必然是符合当时社会主流叙事的,设计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所以在问卷设计和后期数据处理方面研究者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些能验证自己假设的资料中。离异对子女的消极影响无形中在社会主流叙事一系列的作用下被放大了。 另一方面,消极的离婚叙事强化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