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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音乐发展现状与思考 谢振强* 中国京剧音乐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戏曲改革”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 命”结束的 20 多年间得到了空前发展，尤其是运用西方作曲技术，创造性地表 现不同的内容和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至 在之后的几十年京剧音乐发展和创作中，这些经验仍然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但从 发展的角度看，京剧音乐的创作自“文革”结束后，除了个别“惯性作品”（指 创作思维、方式、技术等方面依然沿袭“样板戏”①的模式进行的创作），整体 呈下滑趋势，加之受外部和内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京剧音乐的创作在低谷中 徘徊。 一、 京剧音乐发展历程简述 京剧音乐自形成至今200年左右的历史，始终是在不断的巩固、传承和变化 中发展着。前10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来自不同区域的戏曲声腔（诸如皮黄等 声腔）的汇合期、磨合期、融合期和京剧音乐程式的形成与巩固期。到了 20 世 纪初-40年代进入成熟期，京剧声腔艺术呈现出百花争艳、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 也是京剧流派和剧目产生最多的时期，“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 等在此期间陆续产生。流派的形成，标志着京剧声腔艺术的个性化发展，这种个 性化艺术表现形式和思维，在某种意义上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西风东渐” 历史背景下的西方艺术审美特征相吻合。建国以后的50-60年代中期，是戏曲音 乐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为 70 年代中期也是建国以后戏曲音乐改革与发展的 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需要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与审美需求相适应。50 年 代初，正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政治决定意识形态的当时，国家阶段性任务决定 了文化艺术发展方向。传统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在无法满足国家意志和时代需求 时，必然形成艺术本体的改革。50 年代的“戏曲改革”（以下简称“戏改”） 便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戏曲音乐是“戏改”中 的重要内容。50 年代初期，在政府的号召下，大批音乐工作者被派到戏曲团体 参与戏曲音乐的整理、创作与改革。这是戏曲界与音乐界联合创作戏曲音乐作品 * 谢振强，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主任。 7 的初级阶段，也是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作曲技术初步应用于戏曲音乐创作的初级 阶段。当时，虽然这些外来手段在戏曲音乐创作中的应用还比较简单和生硬，甚 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对后来的音乐创作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也正是这些探 索和试验，为后来的戏曲音乐的发展与辉煌开启了封闭的大门。这种中西文化的 碰撞，从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的逐步适应，是形成现代京剧音乐的创作高峰和艺 术高峰的重要过程。1964 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演出的 剧目有：上海演出团的《智取威虎山》、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北京市实验京剧团的《箭杆河边》、山东省演出团的《奇袭白虎团》、北京京剧 团的《芦荡火种》、天津市京剧团的《六号门》、北京京剧二团的《洪湖赤卫队》、 上海演出团的《战海浪》、《柜台》、《送肥记》、《审椅子》、黑龙江戏曲学 校实验京剧团的《千万不要忘记》、内蒙古京剧团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陕西 省京剧院的《延安军民》、南昌市京剧团的《强渡大渡河》、《李双双》、武汉 市京剧团的《柯山红日》、云南京剧院的《黛诺》、江苏省京剧团的《耕耘初记》、 乌鲁木齐市京剧团的《红岩》、长春市京剧团的《五把钥匙》、宁夏京剧团的《杜 鹃山》、青海省京剧团的《草原两兄弟》、河南省京剧团的《掩护》、《红管家》、 《好媳妇》、青岛市京剧团和淄博市京剧团联合演出的《红嫂》、江苏演出团的 《再接鞭》、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唐山京剧团的《节振国》、广西京剧团 的《烈火里成长》、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中国京剧院四团的《红色娘子军》、 贵阳市京剧团的《苗岭风云》。这一大批在思想、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的京剧现 代戏，为京剧这一严谨的古老剧种，表现现代生活、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都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从音乐创作角度讲，这些戏的唱腔创作仍保持着经典传统声 腔特点，但从普通话四声的运用，语言现代化，旋律语言化、唱腔的简洁化等方 面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乐队编制规模也有所扩增，一般采用规模不大的民族乐 队。配器手段的运用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