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联邦还是委托代理 关于中国式分权性质的经验判断.docVIP

财政联邦还是委托代理：关于中国式分权性质的经验判断( 王守坤 任保平 摘 要：根据是否将政治集权纳入理论分析，现有的财政分权文献可归纳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框架，即重视分权一端的财政联邦主义框架和重视集权一端的委托代理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的创新性理解，本文提出了一个可检验的命题从而为合理判断我国财政分权的基本性质奠定了计量基础。依据该命题，采用System-GMM法对我国1985-2007年分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后显示，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分权性质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框架。该结论的政策内涵在于，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相对于其已经实现了的“做对激励”而言，现阶段中央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做对协调”，并逐步打破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各省份既得利益，真正发挥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全局的调控与平衡职能。 关 键 词：财政联邦主义 委托代理 中国式分权 GMM估计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在社会各界对改革放开30余年的历程进行经验总结的时候，进一步识别我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理论逻辑，并努力概括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化经验，是每个经济学者面临的责任。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双重进程中的大国经济体而言，我国中央政府一直在探索进行何种机制设计以使地方政府获得激励相容的经济发展推动力。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一个观点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王永钦等，2007），其理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放权让利开始，我国的经济放权改革带来了经济体制中激励结构的改变从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史宇鹏、周黎安，Barry R. Weingast、钱颖一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分权改革使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西方联邦主义(Federalism)的M型政治市场结构，正是这个结构确保了市场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与不可逆转趋势，他们由此提出了“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和“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Decentralization，Chinese Style)Chung and Lam（2004）通过与国家民政部官员的访谈就发现，中央部门在某些层面上进行决策时很难抵御来自地方的政治压力Walder 1995；Peng2001）。 在财政联邦主义文献中，中央政府将各级地方政府视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中心，赋予其充分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并以此为基础引入了类似于古典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该类文献敏锐地捕捉到了随着改革进程的时序发展，中国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剩余控制权这一现象，并认为地方政府逐渐积累了为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与中央部门讨价还价的非合作力量，当中央与地方出现冲突时，两者就会在利益上展开讨价还价（Bargaining）（Lampton，1992；Shirk1993）。总之，在财政联邦主义的前提假设中，中国的分权性质倾向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描述的非合作关系。 （2）重视集权一端的委托代理框架。与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文献弱化中央政府的职能不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力图证明经济上的财政分权必须和政治上的集权相结合才能发挥分权体制所带来的收益并限制地方保护主义（Cai and Treisman，2004；Li and Zhou，2005；SusanSingh，Nirvikar，,2002；Mei,2007；Tsui and Wang,2008），以及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进行战略利益协调甚至是在某些层面进行直接干预的权力。例如，许多中央颁布的重要经济政策法规只赋予了地方政府有限的政策制定权，中央政府可以介入大额度的地方投资决策以对宏观经济走势进行规制，一些重大经济项目的审批仍然需要得到中央的认可才能执行（He，2006Cai and Treisman，2006Li Lixing（Li Lixing(2008）(Incentive Mechanism)，从而确认了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从属于委托代理框架。但是，从计量分析的可靠性上来讲，我们认为虽然该文所选择的样本即县级市数据集较为细致，但是以此进行计量分析可能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政府组织链条间隔问题，即在拥有“县级市”授予权的中央政府与县级样本点之间还存在着两级地方行政链条间隔，即省级政府和地级市政府，从而用“县级市”样本数据来验证我国分权性质就可能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其二是样本数据选择偏差问题。由于“县级市”在我国县级行政单位中的数量比例较小⑤，且一个县能否获得升级可能更多地会受到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或其他特异因素的影响，这就可能导致计量分析产生样本选择偏误以及遗漏变量问题。 与Li Lixing（(Nee，1992；Chen，1995)Bai 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