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刘半农诗歌.docVIP

前 言 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群新兴的知识分子要起来建设新文化，他们反对旧文学，提倡发展新文学，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同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倡建设国民文学。于是，民间文化资源便成为了知识分子创作的不竭源泉，因为，“民间文化代表着两种意义：一种是民族文化遗产，是古典文化赖以生存的思想背景；一种是来自最底层的民众的情绪表达。在文学品格发生裂变、文学格局发生转折时，民间文化常常成为自新自救的灵药。［1］”而刘半农则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拓荒民间文学的第一人，他怀着美好的民间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反映民生，融入民间，所以他很自觉很清醒地“眼光向下”。他是一位真正属于民间的诗人，他不仅是借鉴民间歌谣来进行新诗的创作，而且还特别关注民间的苦难和真情，希望获得民间身份的认同。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坚持着一种民间立场，这一点与其他五四新诗人是不同的。此所谓“民间立场”，是指“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 ［2］。即他把自己就当做那个他要叙述的对象，诗人自己就是老百姓，是以被叙述者的心态和身份来说话和抒情。以下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述刘半农诗歌的民间立场。 第二章 借鉴民歌 自先秦开始便有了诗歌，《诗经》的韵律是比较宽的，之后的诗歌理论发展逐渐完善，直到唐代确立了严格的韵律，而到元代以后韵律又逐渐放宽，近代黄遵宪发起诗界革命，五四白话诗运动，旧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果再一味地追求旧韵韵，那诗歌将会陷入绝境。无疑，刘半农意识到了这一点，诗歌的形式需要改进。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第一曰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第二曰增多诗体。［3］”刘半农不仅仅是提出建议，而且他自己在实践上也是非常勇敢的。 2.1民间语言的平民性 “在这种新的诗歌言说方式的建构中，胡适、沈尹默等人利用‘白话’的自由和灵活胀裂了传统诗体的桎梏，是一种倾向；而刘半农等人以民间谣曲等‘小传统’为资源，又是另一种倾向。民间谣曲从本源上说是一种在‘口里活着’的文学，语言上是口语化的，内容上不太受正统道德规范和文人价值规范的约束，因而能给‘白话诗’注入清新活泼的意趣和口语化、现实化的品格，顺应了‘新诗’从文人化向平民化转变的时代要求。［4］”可以看出，刘半农很注意用下层民众的语气写诗，例如他的《拟拟曲.之一》: “老哥， 咱们有点儿不明白： 怎么曹三爷曹总统， 听说他也很有点儿能耐， 就说花销罢， 他当初也用勒很不少 ——怎么现在也是个办不了？…… 老哥你想： 一块大洋要换二十多吊。 咱们是三枚五枚的来， 一吊两吊的去，闹勒水灾吃的早就办不了， 可早又来勒这逼命的冬天啦！ 唉！ 咱们谁都不能往前头想， 只能学着他们干总统的， 干得了就干， 干不了就算！ 反正咱们有的是一条命！ …… “可不是! 咱们笑话儿也都看够： 他们都是耀武扬威的来， 可都是——他妈的——捧着他脑袋瓜儿走！ ……先头他们来， 不是你我都看见， 屋顶上也站满勒兵。 现在他们走， 说来也丢进勒他妈的脸， 还不是当初的兵！ 只是闹着来，闹着走， 逮苦子的只是咱们几个老百姓。” 这首诗歌的背景是北京城重又被军阀曹锟控制，诗人运用北京方言进行创作，站在车夫的立场上来看待曹锟的这种行为，写两个车夫的对话，表达了百姓的心声，从车夫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百姓们对于曹锟是恨之入骨的，这只是一场闹剧，曹锟带着他的兵在北京城里上演了一次大规模的小丑跳梁，却是害苦了无辜地老百姓们，“逮苦子的只是咱们几个老百姓”一句点明主题。诗人刘半农以一种平民的口气说出来，使人读来觉得真切，仿佛置身到语境中。刘半农曾经说过：“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5］” 2.2民间语言的诗歌性 五四文化运动说到底是要打破旧传统的枷锁，所以新诗也要重新建构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很多新诗完全追求口语化，诗性遭到严重的破坏，诗歌毫无诗情可言。刘半农诗歌的创作却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很自觉地避免了很多五四新诗所存在的这个缺陷。刘半农对于民间语言的运用是有选择的运用，表现出诗人所应有的审美自觉。刘半农之所以热爱歌谣，就是因为他很崇尚自然之音，而民间歌谣恰恰就有这一特点。诗人认为歌谣的好处是“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 ［6］。例如云南有这样一首山歌：“热头要落又不落，小妹有话又不说；小妹有话只管讲，热头落坡各走各。”刘半农觉得这首歌可以抵得过一部《红楼梦》，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足见诗人对歌谣的热爱之情。又譬如他的《母亲》一诗： “黄昏时孩子们倦着睡着了， 后院月光下，静静的水声， 是母亲替他们在洗衣裳。” 这首诗是有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