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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别角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初探 基于性别角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初探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突发公共事件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焦点词汇。从“非典”疫情到禽流感，从汶川地震到青海玉树地震，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频发的煤矿透水或瓦斯爆炸，从南方多省的连续干旱到多城市的暴雨内涝，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突发事件的灾难性打击，也更让政府和公众深刻认识到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2006年1月8日，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管理水平和能力亦迅速提高，但是当转换审视的维度，以性别角度观察时才发现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发展。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常态化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意味着事件的发生具有非预期性，情况往往非常紧急；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是很难确定的；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这意味着任何事件发生时影响都不是单一的，其破坏力和影响力是超出事件本身的，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突发公共事件的这些特点，使很多实践者对其形成的一种普遍认识就是一种偶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也就是一种事件管理。然而随着对突发公共事件认识不断深入，这些认知受到了挑战。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贝克认为“风险”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1]风险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结合，一方面基于数学的概率，在技术上是可以管理的；另一方面同时内含着伦理的属性，是客观化的乌托邦的消极意向，不可能被安全严格地诊断，剩余风险（residual risk）成为讨论问题的核心。风险是多样的，与未来相关，具有非现实性。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利。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可见，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已经是当代社会的本质属性，“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危机在风险社会中将不再是一种突发事件而是“任何发展前进中的固有之物。危机永远都不是特例的，而是展示了一个发展阶段，组织不再能如同以前那样在相同的基础上运作，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因此，常规的线性思维与行为方式就与组织发展和风险社会显得不相融合了。 　　对此，德国洪堡大学教授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亦作出了殊途同归的理论阐述。他在专著《福利国家的矛盾》中阐释了偶发危机（sporadic crisis）与过程危机（processual crisis）。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危机，一种是“偶发危机”，这种危机是在短时间内突然爆发的，难以预测的灾难，它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会对现行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另一种是“过程危机”，是“违反社会系统之lsquo;语法rsquo;的过程”、“是系统所面临的lsquo;抵消性rsquo;发展趋势”。[3]在奥菲看来，过程危机破坏了社会系统自身的结构原则，然而这种破坏对于社会自身结构而言又是必要的，并非可有可无的。过程危机成为系统的社会所固有的属性，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突发事件不仅是一种偶发现象，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也应该实现以事件为中心的偶发管理到以过程为中心的常态化管理的转变。这一转变为以女性角度考量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提供了空间。 　　二、运用女性管理，有助于改进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方式 　　国外学者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研究主要以危机管理概念来表述。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斯是最早从事危机管理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整合性地提出了危机管理的4R模式，明确指出，“有效的危机管理应该能够转移或缩减危机的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危机初始管理的地位，改进危机冲击的反应管理，完善修复管理，以便迅速有效地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害。”[4]史蒂文.芬克（Steven Fink）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而采取的行动，包括组织面临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自然的、人为的、管理的、文化的、环境的和不可确定的等所有相关因素的管理。因此，从学者对危机管理的界定不难看出，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注的不仅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更需要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工作，以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