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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ＴＰＡ模式与多边贸易体制之互动 　[摘要] 美国外贸法中的“贸易促进权”赋予美国总统参与贸易谈判的可信度，确保国会的核心地位；促使美国在贸易协定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维持了“府会”良好协作关系。本文旨在探索“贸易促进权”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互动，管窥其价值功能，探究其 发展 趋向。 　　[关键词] 贸易促进权 快车道授权 多边贸易体制 　　 　　“贸易促进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以下简称TPA）是“府会”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分享贸易政策决策权的产物，促使总统拥有权谈判的同时，确保国会亦保有其控制权。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缔造者的原始执政思想是将行政权与立法权相分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可能引发的专权暴政。受这一思想的 影响 ，美国外贸政策决定和执行过程中贯穿的“府会”共享贸易决策权理念自1934年起一直沿用至今。 　　 　　一、基于美国宪法之诉求而诞生的TPA模式 　　 　　1.TPA模式诞生的法理与实践基础 　　(1)TPA模式诞生的法理基础 　　美国宪法奠定了国会在参与签订国际贸易协定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国会十分清楚其调整涉外贸易的明确的宪法权力；但另一方面，国会却又不能有效地谈判涉外协定。由此引发贸易协定谈判权从国会向总统的实质性转移，使“府会”出现因宪法引致的紧张关系。 　　(2)TPA模式诞生的实践基础 　　鉴于美国宪法体制的过多束缚和羁绊导致ITO夭折，而在当时的 政治 、 经济 环境下，依赖修改宪法来解决美国贸易体制受制于国内贸易法的困窘实不可行，因此，TPA应运而生。 　　2.TPA模式 法律 机理 　　(1)概念 　　TPA为美国国内法中“行政-国会协定”的变种，是重要的“法定”条约批准程序；即国会将宪法赋予其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行政部门，授权总统参与贸易谈判并签署协议，在授权时限内，国会对总统达成的最终协议放弃修改权，仅在规定时限内批准或否决已通过谈判达成的整个协议。 　　(2)特征 　　TPA具备高效便捷、减少传统议案所需大量中间环节、将协定作为拟定中的法律来审议之特征。它不但遵从传统的宪法法定批准程序，同时也保留了“立法否决”程序中的重要属性——自动解除某一委员会，避免某委员会封锁该立法的情况出现；禁止委员会就该议案提出修改；在国会参众两院进行有限制的辩论。 　　TPA所具有的特定属性使之成为美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有利技巧。不但解决了国会对外贸的管理权和对委托授权的监督权，较好地防止了国会委员会或委员会主席压制立法而使法案无法提交全体表决的情况；同时又未对总统的外贸谈判能力和可信度造成不良影响。执法和立法机构同时参与贸易谈判决策过程的方式，增强了政府的谈判能力；确保总统的谈判结果能在合理期限内由国会不加修正地表决，避免重启谈判、削弱美国谈判信誉的不良后果。 　　 　　二、探究TPA模式与多边贸易体制之互动 　　 　　美国在贸易政策的抉择中不但始终试图影响国际贸易规则，而且一直追求掌控世界经济的立法权。为了能在多哈回合中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强化政府的贸易谈判权尤为重要。而TPA授权将成为美国在WTO多边谈判中推行贸易自由化、减轻贫困、促进民主和法制的最佳策略。 　　1.TPA模式与东京回合 　　从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到象征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起点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再到成为推动肯尼迪回合关键因素的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美国外贸政策不断发生嬗变、且总体上趋向自由化，总统和贸易代表在谈判中的能动作用逐渐上升。 　　此后，为着手发起下一轮回合，1974年《贸易法》成为美国外贸政策的分水岭。该法为协调“府会”贸易协定关系，首次引进“快车道”，使国会对其固有的条约修订权做出放弃、不给利益集团任何院外活动的机会，让出了部分管理外贸的权力，且对协定表决做出时限限制。再则，该法案还规定了谈判前的一系列程序；并第一次授予总统对现存非关税贸易壁垒（NBT）进行削减的权力；允许政府进行单个部门的谈判以图放宽NBT。 　　该授权的获得使一度停滞不前的东京回合很快转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并最终于1979年4月完成。之后，1979年《贸易协定法》又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承诺法律化、扩大多边贸易谈判范围，并延长“快车道”授权，迎合了世界贸易发展契机。 　　2.TPA模式与《乌拉圭回合协定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贸政策基石从“多边主义、贸易自由化”，转向蕴涵对等观念的“互惠主义、公平贸易”。既极力促使全球贸易更趋自由，但又始终未放弃强化本国贸易保护。 “快车道”于1988、1991和1993年获得延期。其中，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扩大了“快车道”适用范围，使国会授权签订的协定也可适用“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