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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拐点 内容 提要：针对 中国 经济 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的“泛市场化”误区，本文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面临四大战略转折：从数量建设为主转向侧重质量建设；从制度移植、引进和模仿型经济走向自主创新经济；从外向型及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以内需拉动和消费主导型增长；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多地注重和实现 社会 公平与正义。因此，深化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转型、注重结构优化、提高增长质量、改进利益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是现阶段的首要政策目标。 　　关键词：可持续改革开放，战略转折，结构转型 　　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具有二元化特征的社会经济转型期，这也是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反思、争论、“试错”和“纠错”的重要 历史 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在实践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都要正确认识“什么叫 发展 、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放”的 问题 ，并且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具体调整政策导向。尤其要谨防固步自封从而把改革开放口号化、简单化或标签化的倾向。下述四个重大转折或转向表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正位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并日益呈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特征。 　　一 　　中国经济改革应该从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转向有选择的 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 配套的 辅之以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体系 ，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并且在 科学 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转向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生态和社会诸领域的多元化的综合改革。 　　不可否认，对于传统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构建，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扮演了“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语 的角色。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能量的扩展，市场缺陷也在放大，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中国不能走完全市场化或泛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而是要着力打造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模式。尤应审时度势，全面地准确地界定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各自的边界和作用范围。市场和政府都要各得其所，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缺位”、“错位”和“越位”，即很多应该由市场管的事情，政府在管，很多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反而交市场去做。大力预防和纠正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以及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政府的调控、协调和公共服务职能。否则，就会产生市场发育不足和政府治理不足双交织的坏的市场经济，甚至转向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双凸现的权贵市场经济。最典型的莫过于煤矿、房地产、公路修建和医药业这四大市场。 　　要破与“泛市场化”或“市场决定论”相关的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市场定价是天经地义，政府无权干预，这是市场化的核心。市场化包括商品市场化以及要素 劳动、资本和土地等 市场化。是否靠供求机制定价而不是政府行政定价，是衡量市场化的第一重要标准。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我国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工_资的定价长期偏低是市场化的合理产物，不必忧天悯人。而廉价劳动力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学的ABC。而染上“魁奈因素”综合症 托夫勒语 的中国某些主流派经济学家，刻意回避另一个西方市场经济学ABC，即西方工资的定价机制也不是单独诉诸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化运作，而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谈判，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工会和行业协会、政府和议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和干预等“看得见的多主体的手”的综合作用。西方工资粘性或刚性 理论 就是阐述这种因劳动后备军长期存在而导致的工资“低水平陷阱”或低价刚性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的定价经济学。 　　发人深省的是，对于这种农民工价格长期远远背离其价值的状况，许多学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熟视无睹，以至于农民工自身要通过“民工荒”的形式来抵制，甚至要惊动共和国总理通过替农民工讨债来启动全国范围尤其各种特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工资的合理化回归运动。 　　第二种流行的观点是：房地产行业不能直接定价，否则有违市场化改革，甚至以商业机密为由讳言建房成本；即使是公共品和 自然 垄断这些经典的“市场失灵”，政府主导也往往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理由是以行政性决断代替 企业 市场化的定价模式，根本无法保证价格调整的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益，并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率已赶美超日而雀跃不已。 　　尽管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国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但是其市场缺陷也日益膨胀并势必诱致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领域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任由市场力量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所谓“不干预”的香港模式的教训 香港房市价格走高并且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