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2.docVIP

二、解析社会结构变动的不同视角 所谓“唐宋变革”，应当是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简称。探讨“唐宋变革”，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问题首当其冲。内藤湖南当年便关注“贵族的衰落”、“人民地位的变化”，[1]宫崎市定的《从部曲走向佃户》[2]、周藤吉之的《宋代的佃户制》[3]则是探讨社会结构变动的专论。此后，柳田节子、丹乔二、佐竹靖彦、千叶熙、草野靖、高桥芳郎等日本学者都对此作过研究。柳田节子的探讨范围相当广泛，涉及佃户、地客、雇佣人、奴婢，形势户、坊郭户、户等制等问题[4]。至于我国学界对于唐宋社会结构变动的研究状况，可简要归纳以为下几点。 其一、两种不尽相同的视角。 对于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探究，用力最勤、着力最多者当推王曾瑜。他70、80年代之交，接连发表《宋朝阶级结构概述》、《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5]、《宋朝的官户》[6]等一系列论文，1996年又出版了《宋朝阶级结构》一书，2000年又刊出专论《宋朝社会结构》[7]。王曾瑜的这项研究有两个特点： 一是并非着眼于“唐宋变革”。笔者在评论《宋朝阶级结构》一书时，曾说：其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他总是强调“唐宋变革”是“小变革”、唐宋阶级变动是“小变动”。但“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8]如他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而这些照“唐宋变革”论者看来，正是唐宋社会阶级结构变动的重要表征。 二是尤其注重户口分类制度。王曾瑜将户口分类制度作为剖析宋朝阶级结构的突破口，认为：“宋朝的乡村客户、乡村下户、乡村上户、形势户、坊郭户等，作为户口分类制度下的法定户名，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反映了宋朝的阶级结构。”同时又指出：“户口分类制度所反映的阶级结构只是近似的，不能将户口分类等同于阶级划分和阶级结构的分析。”他强调：“在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的确立，正是隋唐以来阶级结构变化的终结。”[9] 与王曾瑜不同，不少研究者有意识地从深化、细化“唐宋变革”论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探讨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如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第二章《宋代的社会阶级结构》[10]中指出唐宋“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并对门阀士族和部曲奴客制度分崩离析之后，“代之而起的新的阶级结构”作了较具体的分析。又如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辟有《北宋的户等划分与阶级构成》[11]专节，漆侠在其《宋代经济史》[12]一书中分别对宋代的地主与农民两大主体阶级以及城镇居民的构成作出了自己的概括。 其二，关注地主阶级内部新兴阶层的崛起。 研究者们较普遍地认为，唐宋之际地主与农民两大主体阶级的构成都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关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王曾瑜着重探讨两大历史现象。一是官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他指出：唐会昌年间“衣冠户一词的出现，适应了门阀士族阶层消亡的社会现实。”“宋代正式将官户作为法定名称，并且确定了比官户范围更大，包括富裕吏户在内的形势户的法定户名。”二是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他说：“非官僚地主，唐代尚无正式的法定名称”，“宋代则大致以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为名”。王曾瑜认为：“总的看来，在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13] 与王曾瑜有别，多数研究者对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估计较高，并集中关注取门阀士族等级而代之的新兴主体阶层。对于宋代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新兴主体阶层，侯外庐等人将其称为“非品级性地主”、“非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14]白寿彝则将其称为“势官地主”，以区别于此前魏晋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和此后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他说：“势，当时叫作形势户。官，当时叫作官户。势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的。”[15]而漆侠一向认为宋代“庶族地主和中小地主的地位有所提高”，他晚年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概括道：宋代“庶族地主和中下层地主。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16]李华瑞在《两宋改革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一文中也说：北宋“一些非身份的庶族地主迅速崛起”，“中等地主和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了极大多数”。“北宋时期的政治变革运动是由中下层地主士大夫形成的改革力量发动的”。[17] 庶族与士族是相对而言，既无士族，何来庶族？朱瑞熙对“宋代庶族地主”的表述提出异议，他认为：“因宋代已不存在门阀士族，所以不称庶族地主，而称为官僚地主。”指出：“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已经成为宋代地主阶级的主体。”[18]他在《唐宋之际地主阶级身份地位的演变》[19]一文中，着重论述了“由门阀士族到官僚地主”的演变。宋人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20]出于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