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寒山拾得“笑” 的造型及其文化内涵的嬗变.docVIP

寒山拾得“笑”的造型及其文化内涵的嬗变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礼乐文化与中国审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1JJD750025）的阶段性成果。 周怡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寒山拾得造型的突出特征是笑，而笑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渊源主要在于禅宗的狂禅之风，其中隐含着文人士大夫文化、民间俗文化的丰富内容。寒山拾得造型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南宋至元代，代表文人的隐逸文化，运用狂笑的极端造型表达中国儒道文化中“狂人通道”的观念；第二个时期是明清，这是对寒山拾得文化内涵的改造时期，主要是遵循礼乐文化的传统，变狂笑为微笑，呈现为温文尔雅的文人形象；第三个时期是清末民国，这是民间世俗改造时期，依然以礼乐教化为准则，呈现为喜笑颜开、眉清目秀的少男少女形象，为家庭婚姻等世俗观念提供范本，同时也是中国家族传统与和合文化演变的结果。 〔关键词〕寒山拾得；礼乐文化；和合文化；造型；笑 〔中图分类号〕K203; J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12）04－００99－０4 一、寒山拾得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造型特征 　　寒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但关于他的人生经历一直存疑。纵观各家学者的考证，可以总结出一条基本线索，即寒山经历了从儒士、隐士到僧人的转变，而真正将儒释道融为了一体。寒山出生于长安近郊的一个殷实之家，30岁之前倾力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走一条儒家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仕之道。理想破灭后，寒山随“安史之乱”的移民队伍离家流亡，在江南乡间隐居，书写隐逸诗和道教诗，而后辗转于浙江天台山遁世。中年之后，皈依佛门的寒山成为国清寺的“编外僧”，他与国清寺的拾得、丰干交往甚密，不仅留下300余首诗歌，还留下了与拾得之间友情关系的佳话。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寒山拾得的人格魅力逐渐超越他们的宗教地位与诗歌成就而获得文人和民间的普遍喜爱。以寒山拾得为主题的艺术创作最初见于绘画，从文字记载来看，最早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晚唐著名僧人艺术家贯休画有《寒山拾得像》，但原本失传。从现存的画迹来看，早期是宋末元初诸多画家的作品。 　　唐代闾丘胤在《寒山子诗集序》中描绘了寒山的形象：“状如贫子，形貌枯悴。……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1]给人以一种超脱物累、狂放不羁的印象。后世的文字记载大都延续这一特征，没有太大变化。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是：在文字与图画之间，出现了形象表现的差异，即文字没有任何关于寒山拾得“笑”的表情记录，而在图画中却普遍凸显了这一特征，并将其作为人物造型的共性。 　　一般而言，无论什么宗教，都是排斥“笑”这一表情的，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却给佛教的先圣赋予了“笑”的面貌。家喻户晓的弥勒佛实际上就是一位笑佛。弥勒在印度佛教里是八大菩萨之一，是释迦牟尼的继任者，而并非一个笑佛。就佛教的义理来看，也不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在早期的弥勒佛形象描绘中，他本是皱眉的样貌，最终却被演化为“笑对天下”的笑佛。笑佛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也加快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礼乐教化的准则不容许一位愁容满面的佛像面对众生，而必须进行大团圆式的改造。弥勒笑佛与寒山拾得题材的绘画基本属于同一时代，所以寒山拾得的“笑”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是受到当时狂禅之风的影响，同时又得到民间吉祥喜庆文化的迎合，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礼乐教化的过滤与浸染，从而起到了稳定社会心理的实际效应。 　　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代表会上，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学者发表了题为《巴赫金与俄罗斯人如何看待笑》的演讲。他谈到，基督教对于笑一直有着严格的限制，因为耶稣从来都是不笑的。笃信基督教的俄罗斯人认为，笑是有罪恶感的。俄罗斯院士里哈乔夫在1977年发表的题为《俄罗斯的嬉笑世界》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的限制下，俄罗斯人还创造出如此之多的搞笑作品？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已经给出分析与解答。“笑”产生在民间，活跃在民间的世俗生活当中；民众通过说笑话、讲故事等活动制造笑料，“笑”成为宗教控制的间隙中所产生的情绪释放。 　　中国文化则给予了“笑”一个更大的空间，而礼乐文化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笑”是作为乐教的民间形态而呈现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宗教从一开始就没有排斥这种精神诉求，而是将它纳入自己的文化内涵并进行传承，从而形成中国独特的笑文化。当然，“笑”依然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并不断被加以改造。寒山拾得之笑的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文人士大夫时期痴狂的大笑与怪笑到世俗民间中和善的微笑、喜庆的欢笑，再到笑的观念化图式。一言以蔽之，就是从非理性的笑到理性的笑。 　　如果将“笑”的演变史进行一下中西文化比较，那么西方文化中的“笑”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