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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合同中银行安全保障义务问题研究 2014-03-13 09:09王雷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储蓄合同中银行安全保障义务问题研究 ——对“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的分析 近年来储蓄合同纠纷在合同纠纷类型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储户和银行之间的纠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这几类为多：第一类，以储户丢卡、丢折或者泄露密码，第三人冒领，而银行未尽审查义务为诉讼的理由。[2]第二类，储户在银行经营场所存储的过程中被第三人抢卡或者抢夺（劫）现金。[3]近期，银行与储户之间的纠纷呈现一个新趋势，出现第三类，即第三人利用自动取款机或者自助银行的管理漏洞，采取先进作案手段，窃取储户的个人信息并伪造借记卡等进行骗取钱财。[4] 通过对这些常见案例的上述类型化总结，可以看出，储户存取款安全成为银储纠纷的争议焦点。本文结合实务案例分析使用自助银行或者自动取款机进行交易过程中的银储关系，分析双方各自的义务范围，为此类案件的定纷止争提供借鉴。 一、 案件基本情况[5] 2007年10月9日，原告王永胜在被告中行河西支行办理无折借记卡一张。原告同时在附有借记卡管理协议书及借记卡章程的业务登记表中签名，前述文件中载有“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密码，因密码泄露而造成的风险及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 2007年12月2日晚，案外人汤海仁等五人到中行热河南路支行自助银行网点。在门口刷卡处安装读卡器，在柜员机上部安装了具备摄像功能的MP4。当日19点5分，原告持借记卡在该柜员机取款5000元。汤海仁等遂窃取到了原告借记卡的密码、卡号等信息，并据此复制两张假银行卡。次日，汤海仁等三人持其中一张卡到南昌，其余两人持另一张卡到北京，分别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 2007年12月6日，原告发现其借记卡内存款短少后就立即到下关支行打印交易明细并向鼓楼公安分局报案。2008年1月11日，汤海仁被抓获并被刑事拘留。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查明，汤海仁等以复制的银行卡在南昌、余干等地刷卡消费及取款合计428709.50元，据此法院判决汤海仁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与本案相关的取款记录有：1、王永胜于2007年12月2日晚，在热河南路支行自助银行网点取款5000元。2、王永胜于2007年12月3日19时58分在中行光华路自助银行柜员机取款5000元。3、同一卡号的借记卡于2007年12月3日22时22分9秒至2007年12月4日0时33分53秒期间在北京天缘公寓支行所管理的自助银行柜员机上14次取款35000元，发生异地取款手续费140元。4、2007年12月4日、5日，汤海仁等人以复制的银行卡在南昌、余干等地刷卡消费及取款合计428709.5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犯罪分子通过在自助银行网点门口刷卡处安装读卡器、在柜员机上部安装摄像装置的方式，窃取原告王永胜借记卡的卡号、信息及密码，复制假的银行卡，将借记卡账户内的钱款支取、消费的事实发生后，与原告建立储蓄存款合同的被告中行河西支行应否对前述被犯罪分子支取及消费的款项承担支付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犯罪分子利用商业银行对其自助柜员机管理、维护上的疏漏，通过在自助银行网点门口刷卡处安装读卡器、在柜员机上部安装摄像装置的方式，窃取储户借记卡的卡号、信息及密码，复制假的借记卡，将储户借记卡账户内的钱款支取、消费的，应当认定商业银行没有为在其自助柜员机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环境，构成违约。储户诉讼请求商业银行按照储蓄存款合同承担支付责任，商业银行以储户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是由于犯罪行为所致，不应由其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进行抗辩的，对其抗辩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储蓄合同中财产权的归属 储蓄合同中财产权的变动关系取决于对储蓄合同性质的认识。比如，第一，如果认为储蓄合同为保管合同（又称寄托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65条，保管合同中保管物的占有转移，但是保管物的所有权并未移转，因此保管合同终了时才可能有寄存人基于合同债务所生的返还请求权与基于保管物之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并存的局面；[6]第二，如果认为储蓄合同为消费保管（寄托）合同，则有利息的情况下，受寄人于期限届满时仅需返还同种类、同质量、同数量的标的物再加同期利息即可；第三，如果主张储蓄合同为租赁合同，则只可能有一种操作状态，即客户将金钱封存交给银行单独放置于一保险箱或者金库之一空位，客户仍然是储金之独立的直接的占有人，银行只是就存储空间有开闭之协助，客户实际上是自己使用银行所提供的存储空间。[7] 储蓄合同从形式上看应该属于消费保管合同，台湾地区学者通说也主张银行存款合同属于消费保管合同，银行借款合同属于消费借贷合同。[8]但是我国大陆学者多主张储蓄合同为单独的一类合同，没有必要归入消费保管合同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