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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读书报告 ——深度探询又一次的阐释 引言： 现代“通俗文学”实际上体现了市场市场经济的逻辑，它所追求的是文学作品的交换价值，因此，在某些方面，它和商品的运作是相似的。故而，它是城市/市民文化的必然产物。而与通俗文学不同，“大众文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生产，价值认同和历史想象。而在现代中国，大众文艺的实践及其最壮阔的显现自然是“延安文艺”，因为在延安文艺中，大众文艺才终于在完成自身的演变之后被程序化以及政策化。在重构大众文艺之时，也许最终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功能，这其中就有成仿吾提到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及左联认为的不应当仅仅是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还必须要作家在生活上的大众化和无产阶级化。而其中，最能体现大众文艺的，无疑就是延安文艺。 延安文艺依靠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从而建立起了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并且制约了新的文化生产。并且，它是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部分，它通过激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精神，普及了政治和文化纲领。延安文艺实际包含了意识形态症结以及乌托邦想象，一方面，它反映出了现代的政治方式对于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式的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它也表达了人类艺术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层，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延安文艺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从而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应当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延安文艺的这种精神特质，使其彻底扬弃了市场的交换——消费原则，但它仍然是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化，艺术家直接参与生活，塑造生活。更确切而言，艺术就是通过集体创造出来的。 通过对历史的不断的重读，原有的概念不断的获得新的内涵，历史的经验被转化为了开放性的，需要重新编码的“文本”。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的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是归纳意义或者总结特征，而是揭示出历史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就是“解读”。因为解读的过程就是暴露出已经被遗忘，被压抑的某些方面，故而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就是意识形态批判。解读，也就是对历史元叙述的挑战，对奠基性话语的超越。 本书的思辨背景正是在于揭示出奠基性结构的匮乏及其在文化形态中的反题式表现，以及一个新的社会奠基正在或已然形成。 内容概述： 一.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 刘禾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五四”以来被成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但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反帝斗争的需要，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利的话语实践。因此，现代文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 关于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作者首先提到了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的文章。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应当当做民族寓言来读，因为它通常和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作者认为，实际上詹明信的这种提法不过是某些批评实践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詹明信的这篇文章倒是代表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合创作。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文学关系，作者之后就通过萧红的《生死场》进行了解读。 作者对《生死场》的解读牵涉到两个层次的话语，生产层面和接受层面。开始作者提出的是男批评家的盲区，男批评家对于大意的关心使得民族国家主义的解读在萧红的研究中成了唯一的解读规则，而实际上，那场斗争并没有赋予萧红任何义务去接受有关社会，民族，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萧红而言，“生”与“死”主要体现在女性的身体，而不是在民族兴亡上。萧红并非对民族命运不关心，而是因为她所要面对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这两个敌人。萧红这种与民族国家和父权传统之间的矛盾同样发生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身上，她认为，在绝大多数时期英格兰都将女人视为奴隶，剥夺了她们的教育权和财产分配权，故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人没有什么理由感谢英格兰。因此，萧红和伍尔夫在需要与自己的祖国认同时不约而同的做出了反抗，这的确体现了女性这一身份造成了她们在国家观念上的不寻常的相似。 在稍后的一节，作者又提出了民族兴亡和女性身体的问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场”的意义。萧红的小说语言中交替着同情和嘲讽，同情她们的肉体痛苦，而嘲讽她们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在萧红的小说中，女性的身体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故而“生”与“死”的意义在于有生命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在小说后七章中，萧红认为，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男性的，这种归属感赋予了他们民族主体意识。而其中参军的农妇无一例外都是寡妇，只有当他们以某种方式拒绝了女性身份之后，才能为国家而战。 在最后，作者就重写文学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筛选作家和作品的根据是什么？回顾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无法离开连接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