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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 马恩列斯粉彩人像盘 清 象牙雕罗汉两件(2006年第2期嘉德四季瓷器工艺品专场) 1954年 龚耀庭彩绘长征大瓶 　盘子的“阶级分析”/李移舟 　　四十二年前，毛泽东罕见地称赞了一篇文章《桌子的哲学》。在木匠做出第一张桌子之前，是先有桌子的观念还是先有桌子的存在？针对流行的庸俗唯物论，文章作者认为对于人造物“桌子”而言，木匠在做之前心里一定有个谱，因此是先有桌子的观念，然后才有桌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劳动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人在劳动之前就已经在头脑中把产品构成了”。毛泽东对文章的补充则是：在制造桌子的实践中，事先的设想又得到不断修改和补充，使做出的桌子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桌子的哲学”，我想也可以用来解释艺术的起源。人的创造性是艺术的原动力，“一小撮人”有意识地制造出一些不太实用却又很“特殊”的东西，以表达对造物主的尊崇或竞技，于是就有了艺术。而好的艺术绝不是去拷贝自然。就中国艺术而言，如学者巫鸿所概括的，那是一种礼仪中的美术，起源于玉和青铜等制做的“礼器”。“礼器”区别于“用器”，它虽然具有器物的外壳，但却又通过特殊的制做形式，通过对玉和青铜这些美丽而珍稀的原材料的装饰和设计，用艺术手段使“礼器”超越平凡，沟通天人。因此艺术的观念是蕴含在艺术的形式之中的，而无法彼此截然抽离。伸延到毛泽东时代，则是要把艺术的“阶级性”蕴含在艺术的形式之中。　　四季拍卖会第三期2037号拍品是一套直径37厘米的盘子。盘子一套四只，边饰为传统图案珊瑚红描金缠枝花卉，盘心的主题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四大导师马、恩、列、斯的标准头像。这套1955年景德镇制做的的瓷盘是我们这一期所筹备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工艺美术专题中的一员，并在9月9日的拍卖中与其它20余件作品一同成功拍出。这意味着在器物收藏领域里一个新的门类在二级市场上被初步肯定，一批在传统视野之外的毛泽东时代的工艺美术品将面临重新发现和价值重估。在欣慰之余，我个人的目光不由得回溯到半世纪前那个集体主义的大时代，透过这些独特的盘子，“妄图”从艺术史角度满足一下“阶级分析”的“个人野心”。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为连一块盘子里都存在着阶级。这话听起来耸人听闻么？其实未必，看一下那套领袖像大盘吧。考查过中国陶瓷史我们便会发现，我们今天熟视无睹的直径在一尺以上的广口浅腹大盘这种“形式”，从来都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地主阶级的特权。先民吃饭日用的陶器是深腹的钵和盆，罕见盘子的踪影；青铜器中的“盘”是一种高贵的礼器，式样也与今天的盘大不相同。直到六朝时期，丝绸之路和佛教东传才使带有佛教莲花图案的小盘样式在中国陶瓷史上华丽现身。它们显然与普通人的日用无关。而大瓷盘形式的出现则更强有力地体现出跨国资本与权力的力量。话说蒙元大帝国雄霸欧亚大陆的时代，中国陶瓷做为顶级奢侈品为伊斯兰贵族所梦寐以求。中国工匠不是被动地供货，而是进行了形式上的创新，他们将西亚民族宴会时置于地上、围坐一堂吃油汁抓饭的广口浅腹大盘以神秘的陶瓷为之。于是直径最大至70厘米的青花和龙泉大盘便超越了实用，成为伊斯兰宫廷的“礼器”。而其后明永乐王朝又将这种大盘进行了官窑化，将其纳入了中国本土的“礼器”序列。这一序列甚至顽强地延续到紫禁城的黄昏，慈禧太后的御用“储秀宫制”瓷器的代表便是各种尺寸的彩瓷大盘，最大的尺寸超过70厘米。仿佛老佛爷相信盘子越大，她的权力和生命也就越久长。　　这块“盘子”上的负担实在是够沉重了吧。表达新观念能够摆脱这个老形式的重压么？这是个难题。　　新中国的陶瓷美术工作者知难而上，不信邪，把老盘子画上领袖像，“旧瓶”没有扔，“新酒”则酿成了革命的庆功酒。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也在这些盘子上有切实体现。其边饰采用珊瑚红描金，这是清代宫廷在婚庆典礼瓷器上的常用装饰手法，内容多是恭祝统治阶级的万寿无疆，子嗣绵绵。主题领袖像的描绘手法则更是来源丰富：有苏俄美术的油画原型；有上海滩月份牌美人画的炭精淡彩擦笔画法；有民国时期景德镇为地主或官员文人定烧的瓷板肖像的手法。如此这般地古洋并用一番，这套对新社会的献礼瓷盘就诞生了。虽然看起来马克思的额头与白发之间的透视关系不太正确，但他老人家一定会原谅，毕竟这是中华帝国的窑工后裔在新时代做出的略显生拙的真诚努力。　　我们再来看看盘子旁边的其它两件同样创作于50年代的作品。2034号墨彩“长征”大瓶和2020号象牙雕刘胡兰像。　　长征大瓶的作者龚耀庭是“珠山八友”中雪景大师何许人的晚年弟子，学的是如何画“独叹梅花瘦”、“独钓寒江雪”的意境。以这种背景来画长征中“横空出世”的“莽昆仑”，对作者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飞起玉龙千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也许是毛泽东的豪迈诗句使得作者超水平发挥，在一个瓶子上表现出了自然与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