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模拟试题2.docVIP

材料1： 　西樵镇一位基层村委干部当场晒了自己的23万年薪，并要求区长加工资。“我一年拿23万元的工资，其中有6万元的基本工资，有7万元的社会管理工作绩效工资，另外还有10万元的经济发展提成奖励。”该代表细数了自己的年薪构成，其中10万元的经济发展提成奖励是由于该村的企业去年达到了3000多万元的工业利润，由此而来的奖励金。 　村委干部自曝年薪后引起网上一片热议，记者昨日采访到知情人士，他表示西樵山根村位于西樵东北部的西樵大桥桥底，是目前西樵富裕程度数一数二的村居。所以，这个村村委干部的年终分红比较高，但是其他村的村委干部收入并没有这么高。 　　南海区委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此前表示，去年南海“政经分离”后，社会管理任务越来越重。记者了解到，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农村面临各种新挑战，村(居)“两委”干部社会管理任务和工作量都明显加大，这也或许是其增加收入的原因。 　　村官细数年薪构成“我一年拿23万元的工资，其中有6万元的基本工资，有7万元的社会管理工作绩效工资，另外还有10万元的经济发展提成奖励。” 　　南海区仅6万元基础工资由财政供给南海区宣传办昨晚向本报发来情况说明，对该代表的年薪构成进行详细披露：其23万年收入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基础工资约6万元，为财政供给；二是社会管理工作绩效工资约7万元，综合考评综治*河蟹*、消防、计生、规划国土、农村工作、社会管理等8个项目，为经联社划拨支付；三是经济发展提成奖励，山根社区在西樵镇经济发展较好，故该名同志2013年有约10万元，为经联社划拨支付。 　　情况说明注明，除6万元基本工资由财政供给外，该村委干部的社会管理工作绩效工资和经济发展提成奖励须经经联社股东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视年终工作完成情况收取。每名村(居)干部实际所得的收入因各村(居)基础人口、工作落实情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异，主要差距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上。 　　怪象一：小“官”巨贪、小“官”巨富 　　在过往的反腐败案例中，小小“村官”变身千万元、亿万元巨贪的，已时有发现，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城中村”的村干部。 　　今年２月，被举报坐拥２０亿元身家的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后被查实涉嫌受贿罪，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 　　广州今年集中审判了一批“村官”贪腐案件：车陂三名村干部一面协助政府管理征地补偿费，一面又帮助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达１５３７万；新塘镇大敦村书记、副书记等７人利用“农民公寓”项目受贿逾百万元；黄埔长洲十一社董事长勾结会计套取征地款…… 　　记者注意到，这些落马的“村干部”实际上早已不是村民身份，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多已改为社区，村民也都转化为“城里人”。不同的是，这些人还保有着对原先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开发带来的红利。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转为社区的“城中村”“城郊村”就变成了“村官”敛财的热土。 　　与“村官”巨贪“相辅相成”的是近年来频繁曝光的是一大批巨富“村官”，他们动辄几十套房产、亿元身家。今年１月，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区党委书记黄新泽、居委会副主任霍成堂两人被曝名下拥有土地和物业８处，估算价值超过亿元。在新华社记者追踪下，当事人承认名下还有其他房产和土地，多得“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而被揭露在国庆期间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的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也被公众质疑其财产问题，当地纪委已介入相关问题的调查。这个“村官”到底是啥面目，人们期待最终结果。 　　怪象二：亦官亦商 　　无论是查处的巨贪“村官”，还是被网民举报的巨富“村官”，他们往往集商人与“村官”于一体。在珠三角，拿到一张“村官”的名片，几乎同时也是以该村（社区）为名的开发公司或者经联社的董事长。 记者发现，多数涉案“村官”都有这个共同点，他们既是城区村（社区）的主任、副主任，同时又兼任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以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为例，他是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和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自１９８２年开始做生意。周伟思在落马前称，自己的资产来自拆迁补偿及经营。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分析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掌握着村集体资产大权的“村官”们游走在村民和开发商中间，自己也搞起了开发，集体资产也就在运作中变成了私人财产，或者通过牺牲村民集体利益换取开发商给个人的好处，从而成就了“巨富村官”。 　　除了村办企业，一些“村官”完全是“身兼两职”，甚至可以说“当村官是兼职，做生意才是本职工作”。在今年被曝光的中山“亿元村官”案例中，社区党委书记和居委会副主任两人名下的企业和其房产物业一样，也是多得自己都记不清楚，经商已达１９年。 　　怪象三：两头都不靠　谁都管不着 　　广州、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