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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我国在建国初期，对于犯罪构成体系是采用苏联的四要素体系：每一犯罪构成由以下 4 种本因素形成起来的：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因素，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因素。这 4 种犯罪构成的要件，缺少一种犯罪构成即不能成立。 高铭暄教授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法学》指出：“犯罪构成就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统编教材《刑法学》把犯罪构成分为以下四个要件：犯罪客体：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行为人所实施的一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的方法、时间、地点等；犯罪主体：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 ( 认识和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 ) 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犯罪主观方面：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 ( 故意或过失 ) ，特定的目的等。该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一经刑法教科书的传播，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无不受其影响，在 1979 年《刑法》的司法适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当然，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在我国刑法学界的地位也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伴随着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在我国刑法学中地位的确立，对其的挑战就随之开始。早在 1986 年，何秉松教授就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的命题，其新体系是把犯罪构成要件分为行为要件和行为主体要件。其中，行为要件又分为行为的主观要件 ( 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 ) 和行为的客观要件 ( 行为的方式方法及其所造成的结果或可能造成的结果，行为侵害的客体或对象，行为的情况等 ) 。行为主体要件分为行为主体的一般要件 ( 责任年龄、责任能力 ) 和行为主体的某些特殊要件 ( 身份犯、首要分子和惯犯 ) 。在这一犯罪构成新体系中，何秉松教授指出了犯罪构成符合性是新体系的一个特点，这里的犯罪构成符合性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十分接近，构成要件该当性也经常汉译为构成要件符合性。如果把主观要件与行为主体要件相合并，那么，这一体系类似于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不法与责任。但何秉松教授的这一所谓犯罪构成新体系主要做了一些构成要件的归并工作，对于各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厘清。《日本刑法总论讲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区分，指出：“要使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责任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形成了理论的结合，责任以违法性为前提，违法性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为前提。就是说，只有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才可以把它提到刑法上来评价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要件则是犯罪论体系的基础。 苏联和我国现存的犯罪构成体系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这四大要件的总和，这是一种耦合式的逻辑结构。而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体系将构成要件分为以下三个：一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二是违法性，三是有责性，这三个要件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递进式的逻辑结构。显然，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是有所不同的。用通俗的话来说，耦合式结构用的是加法 ( 整合法 ) ， 而递进式结构用的是减法 ( 排除法 ) 。 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都是要为司法实践中正确地认定犯罪提供一个法律模式，那么从认识论或者方法论上来说，哪一种法律模式更有利于认定犯罪呢？对此，有必要对这两种定罪模式进行功能上的比较。 犯罪论体系，也就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它是整个犯罪论的核心。目前，我国刑法教科书通行的是来自苏联的、以闭合式四大要件 ( 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 为内容的犯罪构成体系，这种犯罪构成体系自有其简便易懂的特点，但是也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某些缺陷，受到刑法理论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随着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成立理论和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引入我国，在犯罪构成理论上的研究日益深入。尤其是大陆法系递进式的犯罪成立理论体系，反映了定罪的逻辑过程，也使得被告人获得了较多的辩解机会，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刑法学教科书中首次直接采用了大陆法系的递进式犯罪成立理论。 我以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以下四个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缺陷，因而成为其应当被摈弃的充足理由：（ 1 ）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 2 ）没有出罪事由的犯罪构成；（ 3 ）没有归责的犯罪构成；（ 4 ）没有阶层的犯罪构成。阶层，又称为位阶，是指一种不可变更的顺序关系。在阶层关系的情况下，各个犯罪成立条件之间呈现出这样一种递进关系 : 前者的存在不以后者为前提，而后者的存在则必然以前者为前提。概言之，没有前者必然没有后者，反之则不然。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这三个要件之间，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就不可能有违法性，因而违法性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为前提。但具有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