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酌定标准_刑法论文.docVIP

严重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酌定标准_刑法论文 严重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酌定标准_刑法论文 项谷 高帆 张菁 关键词: 暴力犯罪 死刑 死缓 酌定情节 内容提要: 在审理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酌定量刑情节则是判断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重要依据，也是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措施。有必要针对其中一些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从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等方面制定规范性标准，对其是否适用死刑以及如何适用死刑作出确定性评价，并以此统一、协调暴力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规则。 一、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基本标准含糊不清[1]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死刑适用的基础条件。就严重暴力犯罪而言，其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及相关权利，被害人能够强烈感受到暴力犯罪对其生命、健康和自由的侵害，从而激发被害方产生仇恨情绪，这种情绪也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因此，“罪行极其严重”除了基本含义外，在严重暴力犯罪中还应有其特殊含义。如何准确把握严重暴力犯罪中的“罪行极其严重”，是司法实务部门在对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适用死刑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的执行方式有两种：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下称“死缓”）。司法实践中，对暴力犯罪死刑执行方式的选择上存在两个困惑，一是人身危险性极大是死刑适用的条件还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二是法定和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死刑执行方式的影响问题，即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暴力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死刑的执行方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人身危险性极大应当是暴力犯罪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因为对应当判处死刑的暴力犯罪分子缓期执行的主要依据就是其人身危险性方面存在着某些可以值得宽恕之处。而一旦人身危险性成为适用死刑的评判标准而不是执行方式的评判标准，就意味着犯罪人因为人身危险性极大而适用死刑，同时又必须因为人身危险性不是极大，才能适用死刑缓期执行，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此，罪该处死的暴力犯罪人如果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就应依法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般认为，人身危险性极大是指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极大。对于暴力犯罪人来说，人身危险性极大的主要表现是，犯罪人具有强烈、顽固的对抗社会的情绪，具有暴力攻击他人的习性或者惯常做法，曾经多次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尤其是暴力犯罪的累犯），并且屡教屡犯、不易教育改造等。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从宽处罚情节应是暴力犯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排除因素，即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决定立即执行的，必须排除法定和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并且其还应同时具有法定或酌定的从严处罚情节。实践中暴力犯罪分子因有自首情节或立功表现而被判处死缓的案例比较常见，但这一做法值得商榷。从刑法理论层面来分析，从宽处罚情节的法定或酌定，对死缓的适用会产生重大影响。对罪该处死但同时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如所犯之罪系法定刑幅度内挂有死刑的，应当适用无期徒刑，而不是死缓。但如所犯之罪系绝对确定的死刑刑种的，则应当适用死缓。理由有两个：一是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可以在几个法定主刑中选择较轻的刑种或者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判处较短的刑期。由于死缓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也不是刑罚的一个档次或幅度，而死刑才是一个量刑档次，故在一个挂有死刑的多刑种的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意味着最重也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但对绝对确定的死刑来说，从轻处罚情节没有作用。如对绑架犯罪中致被绑架人死亡又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判处死缓，但不能理解为从轻处罚。因为是绝对确定的量刑档次，不存在刑种或刑期上的从轻选择。只有具备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才可适用无期徒刑。二是最高法院先后颁布的死刑适用司法解释性意见也逐渐显现出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是适用死缓依据的倾向。如根据最高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座谈会纪要”）的有关规定，[2]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与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这一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在对故意杀人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力上是相当的。而后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有关规定[3]则认为对犯法定刑中挂有死刑的金融诈骗罪，如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一般不适用死刑。虽然两个司法解释性意见针对的犯罪不同，前者针对故意杀人犯罪，后者针对金融犯罪，但基于概念含义同一化的原则，我们认为在对待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力问题上，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意见已有所变化。但从总体来看，对于死刑的适用标准仍然缺乏相对具体而全面的指导意见。 　 二、影响严重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现实酌定因素 　 确定基本的标准首先应该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能够直接影响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立即执行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