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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利的意志说正名——一个类型化的视角_法学理论论文 为权利的意志说正名——一个类型化的视角_法学理论论文 关键词: 权利/意志/利益/资格/类型 内容提要: 权利的意志说最符合权利的本质。权利否认说以整体主义和社群主义为理论基础，忽略了个人的终极价值。利益说尽管指出了法律规定权利的目的，但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同时其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也容易导致对个人终极价值的否认。资格说指出了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但是混淆了法和权利的关系。权利不能通过抽象概念进行非此即彼的界定，而只能通过类型概念进行描述，因为权利始终是个开放的结构。在作为类型描述的权利概念中，自由意志是内在核心要素，资格是内在形式要素，利益是外在要素。 权利的意志说最符合权利概念产生的历史，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基于历史上原因的发展不得与出于概念的发展相混淆，而且历史的说明和论证也不得扩展而成为具有自在自为地有效的那种论证的意义。”[1] (P5)因此自从权利的意志说诞生以来，各个学科的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利的意志说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权利这个复杂的思想海洋里，学者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自身的碰撞向他人提示暗礁的所在，安全航道仍有待被发现。（参见[英] H. L. A.哈特：《在功利与权利之间》，曹海军等译，载曹海军编：《权利与功利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本文力图从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为权利的意志说正名。 一、意志说的由来及其受到的挑战 在公元14世纪以前的社会中，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都不存在明确的权利概念，因为这些社会仍然是整体主义占据主流的社会。权利概念是个人主义兴起的产物，而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在发展线索上是暗合的，因此权利概念也是自由意志主义兴起的产物。（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尽管学界对于谁是第一个提出权利概念的人存在争议，但是不同的观点都有一个微观上，很多学者从权利是否一定包含利益的角度反驳利益说，但是并不成功。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并不一定非要以权利的方式作出，因为根据法律的反射作用，使人受益者也不在少数。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律要求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结果人人皆得享受交通安全的反射利益，但是此项利益并非权利，因为享受者无法向他人请求履行。（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但是这种质疑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因为能够证明不是所有的利益都表现为权利，并不能推导出权利不是利益，这实际上只是说明了权利的外延比利益的外延要小。如果想要证明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利益这一命题是错误的，我们至少需要证明有一种权利并不包括利益。因此哈特就提出了另外一种质疑，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A答应B付一笔钱给C，那么B有权利而没有利益， C有利益而没有权利。（See SamuelStoljar，An Analysis ofRights，St. Martin’sPress， 1984， p. 29.）但是哈特的质疑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确实，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如果B没有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C， C对A无法主张权利，尽管他享有利益，但这并不能说明权利就不是利益，这和上文的质疑是一样的；那么B是否只有权利而没有利益呢？如果我们将利益界定为只是物质利益，那么B确实没有任何物质利益，而且他为了使A付这笔钱很可能在此之前已经损失了部分的物质利益。但是这种唯物的利益观并不能使人信服，否则所有的人格权利都将失去依据。而一旦将精神上的满足也界定为利益，我们将会发现B是有利益的， B要求A付一笔钱给C很可能是基于感恩、孝道或者怜悯，而A的实际支付将会给B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而这就是他的利益。（对于利益法学派而言，利益并不仅仅指的是物质利益，它还含有人类的最高利益以及道德和宗教的利益之意。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利益一词对于法学才是有用的。参见[德]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学》，傅广宇译，《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6期，第147页。）而且一旦我们将利益界定为不但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我们似乎发现利益说具有金刚不坏之身。因为任凭我们怎样的挑剔，权利似乎永远和一种利益联系在一起。 凯尔森显然意识到上述问题，因此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利益说提出了批评：如果某人对某个其他人的某种行为具有利益，意思就是他希望有这种行为，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对他本人是有益的，那么利益一词就标志了某种精神状态。但是，说一个人只是在对某个别人的某种行为具有一种实际利益时，他才要求某个别人做这种行为的法律权利，这显然是不对的。即使你并不在意你的债务人是否向你偿还借款，或者由于某种理由，甚至还希望他不偿还，但是你还是有收回你的钱的法律权利。当立法者使一个人负有对另一个人做一个方式行为的义务，从而保障后者的利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