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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性认识 黑格尔说过：“假如主角方面没有利害关系，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这句话后面还可以补上一句，即历史上人们的任何成败得失，都会产生新的利害关系。利益或利害关系都属于价值关系范畴。历史上人们不仅总是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舞台上展开活动，而且其活动后果势必要产生一种新的利害关系即价值关系。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要弄清历史现象所由发生的活动舞台，而且还要认识历史现象发生后所产生的价值后果。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对历史现象本身的考察，可以称之为事实认识，那么，后者便是对它的意义、影响和作用的判断，可以称之为价值认识。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过程中，人们总是要在考察了历史现象的真实存在形态、内部联系以后，还要对它的价值意义作出判断和分析。事实认识在于把握、描述和解释历史现象，价值认识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关于历史意义的评判。事实认识向人们陈述知识，价值认识给人们提供借鉴。总之，历史价值认识是一个基于事实认识又较之事实认识更为深入、更为重要的一个认识层次。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史学界对历史价值论作专文论述，因此撰文略申管见，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 在中外史学史上，价值认识有悠久的传统。我国古代的所谓“春秋”笔法，实际就是一种价值认识形式。春秋笔法不主张在史书中直露地阐述修史者的好恶，但并不是不要褒贬是非。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一字成褒贬，分善恶。春秋笔法把“善善恶恶”的价值判断寓之于字斟句酌的事实陈述之中。《左传》、《史记》进一步把历史价值认识发展成修史者“旁白”的独立形式。史家在“君子曰”、“太史公曰”中评头品足，直抒胸臆，尽情地发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价值认识。上述两种价值认识形式，在后来的史学发展中便形成了“史法”(史家笔法)和“史评”两大类型，长期影响着中国史坛。 古代关于历史价值的认识与现实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统治者总是要从历史上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臣下用以警譬专制帝王的法宝，除了天地神明，也只有昏君明主的前言往行。与封建政治需要的密切结合，使历史价值认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难免出现畸形怪胎。因此，价值认识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招惹是非的问题，以至被人视为禁脔。 在西方，标榜客观主义的历史家极力贬低价值认识，甚至主张把它驱逐出历史研究领域。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家就认为“历史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言下之意，历史研究应该只要事实认识而不要价值认识。19世纪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家朗克就鼓吹历史家只要追求事实真相，不必褒贬是非。对于“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的看法，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态度。有类似这些观点的，在我国史学界也不乏其人。 与客观主义排斥历史价值认识相反，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者是通过否认历史价值的客观性，夸大价值认识的主观性来糟踏历史价值认识的。他们有一句古怪名言，说历史是“一条被恶魔铺满了毁坏的价值的道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卡尔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更是众所周知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价值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其结果势必导致人们可以按照各自的主观好恶去记述、说明、评价历史。历史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任人涂抹的女孩子。我国文革期间猖獗一时的“影射史学”，正是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实践和表演。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不仅是东西方史学界长期聚讼纷争的理论问题，而且是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经常面临的现实问题。人们目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某一历史事件的解释，或者是颠来倒去，循环往复；或者是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总是感到十分困惑，无所适从。于是否认历史价值客观性和抛弃历史价值认识两种势力就会闯进来干扰我们的历史研究实践。因此，积极开展对历史价值问题的研究，便成为当前史学理论研究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 历史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客体与主体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主客体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主体与认识主体往往是一致的，但在历史领域里，历史活动的主体与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完全不同的；在现实认识中，对象(客体)的存在环境与认识主体的存在环境里是一致的，但在历史认识中，对象的存在环境与主体所处的认识环境是截然有别的。历史认识中主体关系上的这些特点给历史价值问题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 历史价值作为一个关系范畴，其构成要素有三。一是历史现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它是历史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二是这种客观属性所以作用的社会主体，它是历史价值的获得者或实现者。主体与客体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的，因此，历史现象的客观属性及其作用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环境条件，便成为构成历史价值的第三要素。历史价值是这三种要素的综合统一体。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