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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理论概述 第一节 编辑概念 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概念，并由这一概念形成一概念体系。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支撑的理论体系。正如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门类的标志一样，编辑理论独特的概念体系也是编辑理论独立于学科之门的理由之一。“编辑”是编辑理论概念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构成编辑理论概念体系的基础。虽然，现今关于“编辑”概念有着诸多定义，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着差异，但见于各家论述中的说法基本都还是倾向于将“编辑”作为编辑理论的最基本概念。由这一基本概念出发，再向纵深方向发展，形成编辑概念系统。因而，由“编辑”派生出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编辑活动、编辑规律，进而派生出编辑策划、编辑思想、编辑风格、编辑现代化等，都是编辑活动发展过程中理论形成的基础。概念系统的最终形成正是事物活动发展的理论表现。 关于编辑概念的界定 1．著作行为与传播行为 编辑理论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即编辑行为究竟是著作行为还是传播行为。将编辑行为看做著作行为者认为：编辑的本质特征不是传播、不是出版、不是作者与读者的中介，而是著作行为。由此把编辑概念定义为：“编辑是组织、审阅、编选、加工原创作品以在整体上构成新作品（编辑作品）的著作活动及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或专职人员）。”[1]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编辑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把编辑行为列入著作方式的一种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创造性劳动”的观点无疑作了这种著作行为的最好注解。因为从策划选题到书籍最后出版的所有过程无不体现编辑的创造性劳动特征。正如选题策划是编辑创造性思想的具体体现一样，这种原发思想与完成科研课题无异，充满着思想者的知识与智慧之光。再如从审稿开始直到编辑加工完成，编辑始终与作者一样辛勤地同步进行着创造性思维，直至“宗本”的出现。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由于编辑站在类似于“旁观者”的位置上，所以“点石成金”、“画龙点睛”等都可让编辑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与聪慧。 上述可见，编辑行为是著作行为的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编辑劳动的原创性、原发性上的，承认其创造性劳动便是对“编辑行为是著作行为”的最好注释。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多重性的。考察编辑活动，同样可以发现其传播行为特征。 编辑之所以要对原创作品进行系列加工，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或者说，编辑就是为了传播而产生的种种著作行为。传统观念认为编辑就是收集资料，提供出版，便于传播，在“便于传播”这种思想指导下表现出来的活动应该说也属传播行为。编辑策划着重考虑的是传播时需要哪种选题，编辑加工又是从能否使作品更好地适于传播的角度来考虑的，而装帧设计与宣传直接就是市场传播的一部分。因此，“考其实质，编辑的所有操作无非是选择、组织和完善这三部曲。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使所操作的外载信息形成一定的序列纳入传播，参与整个文化大厦的缔构”[2]。 因此，从编辑活动的过程来看，如果说编辑行为只是一种著作行为而根本不具有传播行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编辑行为既表现为著作行为也表现出传播行为的双重性符合编辑逻辑思维，也符合编辑活动实际。在整个编辑活动过程中，二者协调统一。在逻辑关系上，传播行为自始至终支配、决定着编辑的著作行为。 2．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思维的最小单位，一切思维过程都与概念密切相关，都是概念的运用和有机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编辑学论著中对编辑概念的不同表述达百余种，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究竟应在哪一个层面上讨论“编辑”一词：是编辑活动？著述活动？还是出版活动？从古到今的“编辑”定义中词义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编撰”、“编纂”到“避免史料发生差错或遗漏”，从“要广泛地收集整理资料，不要遗缺”，到“删削编纂或改编”，直至现代意义上的“编辑”的产生。[3] 据考证，“编缉”一词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使用的。[4]自唐高宗和武后时期（650——704年）以后，“编缉”逐渐为“编辑”所取代，很少使用了。“编辑”遂成为一规范词。编辑即是指为一定目的，广泛收集材料，按所定的标准加以选择取舍，然后将得到的成果整理成书。至近代，编辑被确定用来表示新闻出版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 中国古代图书文献整理活动极为重视资料的收集补遗工作，重视历史事件的完整记载，故而非常强调“编撰”、“收集时避免遗漏”，以保证史料能够尽可能地得到记录并流传下来。随着历史的演变，文化积累活动不断增强，“编辑”行为中增加了对资料的“删削”、“改编”等自主性活动行为，慢慢开始向现代意义上的“编辑”靠拢。及至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图书载体及印刷工艺都得到极大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后，编辑工作量有了较大增加，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于是，近现代对“编辑”一词的解释就多与出版相联系了。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文化积累、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