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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此时，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最有意义者，就是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代特征 1、文学的自觉。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自觉追求上。 2、文学创作的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乱世，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继之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等等，在三百多年里，少有宁日。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和沉迷声色。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迫，托体同山阿。”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有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 。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且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无行》、《仙人篇》，张华《游仙诗》等，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 。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汉代张衡《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魏晋以后，沿袭《归田赋》的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诗品》中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样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样式主要有诗歌、散文、辞赋、乐府民歌、小说、文学批评等等。 建安（196~220）诗坛主要代表人物是三曹、“七子”、蔡琰，正始时期（240~249）主要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其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太康（280~289）诗坛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左思的八首《咏史》成就较突出。从西晋永嘉到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风盛行，玄言诗达到高潮。 陶渊明、谢灵运的出现，开拓出了田园、山水两个新的诗歌领域。 齐梁时期“永明体”的出现，提高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提出，诗歌创作技巧更趋成熟。 梁陈时期，士族文人生活腐朽，出现一批“宫廷诗人”。 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作为唐代绝句先声的乐府民歌。 散文题材更加广泛，辞赋、叙事、抒情、咏物的小赋代替了汉大赋。 小说也达到了兴盛时代，出现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 4、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其形成与老庄思想有直接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意言的一派。 “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 “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 《庄子》云：“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无边，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