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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批评性报道的重要性 　　摘要：本文从分析当今社会上对批评性报道认识和评价的误区出发，总结出这些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和危害，并以此为据强调了批评性报道对于媒体完成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要性。 　　关键词：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他强调要“创造条件”，说明开展批评的条件尚未尽如人意。现在有的人对批评性报道存在认识和评价上的误区，有的甚至闻批则“跳”，对批评者打击报复。2008年1月4日，辽宁西丰县公安局办案人员以“涉嫌诽谤”为由，赴京拘传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2008年2月下旬，《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遭山西省临县公安机关进京逮捕，被控“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同年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为调查土地违规问题在太原神秘失踪14天后，河北张家口市公安局声称“关键系涉嫌受贿被其经侦支队刑事拘留”……他们抵制批评性报道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相似，就是对批评性报道持有错误的评价，还以种种“说法”为“论据”，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种： 　　“噪音说”。视表扬为“正音”，视批评为“噪音”，这是和党的一贯教导相违背的。200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七部分“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第4条再次强调：“大兴批评和自我评之风。”“建立健全通过民意调查等征求群众批评意见制度，自觉接受批评，积极进行整改。”“保护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员，不准压制批评，严禁打击报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多年形成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视发扬这一作风为“噪音”，岂不难免荒谬之嫌？ 　　“抹黑说”。什么是黑？往往是指缺点和错误。批评性报道正是为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服务的，不是“抹黑”，而是“擦黑”。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特别现在面临转型时期，新问题、新矛盾一一等我们运用新思维，采用新举措去妥善处理。而一切妥善办法，只有在探索中逐步掌握。在探索中出现某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只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矛盾就不难解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表现好的，一方面也要批评不足。 　　“降威说”，有的地方常受表扬，领导威信很高。如媒体揭发某一问题，引起群众批评，有的领导就感到威信要大大下降了。这也是多虑。威信从何而来？有位领导总结得好：以“德”立威，以“才”补威，以“廉”生威，以“公”助威，以“情”育威，以“绩”壮威，以“诚”增威。2009年底，媒体报道了武汉市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揭露了少数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内外勾结，造假欺骗群众，引起市民公愤。市长阮成发闻知，丝毫不遮掩，不回避，及时严肃查处。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两次提及“六连号”事件，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推进机构改革、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当他看到2009年宣传武汉好新闻作品目录中没有关于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的报道，深为遗憾地说：“我个人认为，那个稿子应该获奖。因为它让我们更加清醒，帮助我们及时纠正了错误。”他诚恳对待批评性报道的态度，赢得了《人民日报》等诸多媒体的肯定。他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以“诚”增威。[1] 　　“碍稳说”。有的批评性报道，涉及问题重大，影响面广，引起轰动效应。当地有的领导就顾虑重重，怕妨碍稳定。而事实的回答，恰和此“碍稳说”相反。例如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打工，一次外出因未带身份证，被巡警送到收容遣送站，后在该站被毒打致死。以后查明，类似事件在其它地方也发生过。这激起了许多法学家和人大代表联名上书人大，要求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国务院不久便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废除了实行多年的遣送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尊严。上述事例说明，正是批评渠道畅通，使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得到彰显，使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得以伸张，使群众的愿望与政府的举措得以互动，才废除了引起民怨、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旧制，换来了群众欢迎、消除不稳定因素的新规。疏通了上下沟通渠道，密切了党群关系，凝聚了人心，增进了和谐，从根本上、长远上维护了社会稳定。正如胡锦涛主席2009年10月9日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所说的：“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通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 　　综上所述，以“噪音”等种种说法为据来否定批评性报道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媒体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