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环首都圈生态产业化的路径选择.docVIP

环首都经济圈生态产业化的路径选择 张云 赵一强 摘要：所谓生态产业化，就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来提供生态服务。它与产业生态化一起，构成生态产业的形成路径。生态产业化的实质是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生态学的进展和公共物品理论的现代扩展，分别为生态产业化提供了生态学、经济学依据。生态产业化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对生态安全的担忧不应成为生态产业化的障碍。环首都经济圈生态产业化已探索出多种路径，包括林下产业、森林旅游、碳汇林业、非有制林业等，其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作用得到初步验证。目前生态产业化在实践中存在进展缓慢和盲目发展两方面问题，亟需加强理论研究，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扶持与引导。 关键词：生态产业化；环首都经济圈；绿色经济；森林 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的战略任务，河北省提出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战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相关部署，环首都绿色经济4市14个县（市、区）将超常规、大力度、最大限度增加绿量到2020年完成造林绿化1023万亩，森林覆盖率由目前的35%提高到49.5%，城市森林覆盖率由20.83%提高到51.4%。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的教条开始被打破，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自由市场环保主义者更是提出了全新的环境治理思路，即减少环境管制，建立基于市场的环保政策工具。我国生态产业化的实践，是与国际潮流并行不悖的。 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进展，为生态产业化提供了生态学依据。1997年，Co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17类[3]。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组(MA)(2002)则根据系统提供服务的机制、类型和效用，将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归纳为提供产品、调节、文化和支持四大功能组。现代多功能林业理论指出，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生态服务功能、产品生产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应实现以生态服务为基础的三大效益一体化综合经营。从生态经济学视角考察，森林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具有不同的经济学属性。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属于纯公共物品，而水源涵养、景观休憩、生物多样性、固碳等功能则不严格满足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属于准公共物品[4]。后者的存在，构成了生态产业化的技术可能性。 公共物品理论的现代扩展，为生态产业化提供了经济学依据。公共物品的提供并非都是“囚徒困境”问题，利他主义和动态博弈的存在意味着公共物品合作提供的可能性；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相联系的激励机制，例如使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搭配提供，同样可以在自发情况下解决一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5]。 生态产业化由理论可能性到实践现实性，需要一系列条件。从市场需求方来看，生态产业化的前提是，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愿意并且能够支付所获得的服务。而决定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因素，除了其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之外，主要是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对环境服务的认知。从市场供给方来看，只有在引入产权制度、组织及技术等排他手段，有效地解决了“搭便车”问题之后，才能找到准公共物品由私人供给的可行方式。从供需对接的机制来考察，生态服务市场是否健全完善、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决定生态产业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就发展趋势而言，随着公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我国城市公民的生态支付意愿呈持续上升趋势。目前生态产业化的最大难题在于在环境服务供给方，表现为生态服务供给意愿不强、供给能力低下。出路在于明晰产权，建立自由透明、公开公正的生态服务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目前，一些地方借生态产业化之名，行大开发大破坏之实，市场化导向超过了生态优先导向，引起一些学者对生态产业化的疑虑，甚至发出“慎提生态产业化”[6]的呼吁。笔者认为，既然生态产业化是解决生态建设资金不足、实现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就应使其合法合理化。至于局部地区在开发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监管缺位所造成的，应通过推进生态产业化的进程来逐步解决，而不能因噎废食。 3 环首都经济圈生态产业化的典型路径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包括与北京毗邻的14个县（市、区），城乡居民收入整体上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与北京市的落差更为巨大。该经济圈的西北部作为京津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存在多个国家级贫困县，构成触目惊心的“环首都贫困带”。环首都贫困带长期存在的症结，在于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相割裂，生态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的路径不畅，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贫困和“生态型贫困”。传统的营林工程譬如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工程等，均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依靠地方政府来组织。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忽视农民的自主参与和民间资本介入，存在资金来源单一、效率低下、重建设轻管护、边治理边破坏等问题，缺乏可持续性［7］Asroforestry），是指“在同一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