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论文-多种视角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阐释.docVIP

人口红利多种视角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阐释内容摘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但它的兑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当它在良好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兑现时,则有利于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和应对老龄社会养老挑战。 　　关键词: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 抚养比 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现状》中都提到“人口红利”这个词(王洪春,2006)。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又称为“人口红利期”等。本文在明确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主要阐述它与经济增长、储蓄率、财政收入(政策)和养老保险之间关系。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 　　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一个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孩子多了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从而阻碍一国物质资本的投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8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微。在过去,经济学家又开始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联合国的报告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人口增长本身,同时认为人类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会导致可就业人口与其需负担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时,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更多的妇女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产出就将增加,这就创造了“人口红利型”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生育的减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钱投资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创造一个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人口。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发展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作用的显著性不尽相同。认为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能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般来说,当少年儿童或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蔡昉,2004)。 　　事实上,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是自动的,它需要兑现匹配性条件。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性,同时还有良好的机制(主要是促进就业)诱致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只看到相对数的存在就认为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就认为具备创造经济奇迹的机遇,是失之偏颇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转变过程中“红利漏损”问题,人口红利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只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才能兑现人口红利。如果失业问题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反应人口的经济负担,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必然会打折扣,就会存在“红利漏损”(刘家强、唐代盛,2007)。 　　“人口红利”与储蓄关系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储蓄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就是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储蓄率就高。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高,国民储蓄反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不过,高储蓄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明显的相关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都很高。在中国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中国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