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贫困生涯转折点与反贫困干预.docVIP

进入贫困生涯的转折点与反贫困干预 　　提要：本文以贫困生涯进入的转折点概念来描述个体和社区层面贫困发生的原因。本文基于实地调查和理论梳理，指出目前反贫困在战略上和操作层面针对贫困转折所做的适时干预远远不够。 　　最近有关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的一大新闻是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称：中国去年绝对贫困人口（年均收入687元以下者）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比前一年增加80万1.这一消息在反贫困业内引起一片哗然，各种批评，讨论和对策也纷纷出来了2.虽然一些批评指责官方关于贫困人口增加的原因“语焉不详”，但笔者认为刘坚关于贫困反弹和“主要表现”3的话已经足够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今天中国的“贫困”的主要现象是什么。从这一点来说，以下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一些要求官方清楚解释中国的反贫困出了什么毛病和提出有效对策的要求。这篇文章本是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去年的一个项目而准备的，因此它不是对国务院扶贫办的消息的马后炮式反应。 　　反贫困战略的转型及干预活动的问题 　　中国的反贫困作为一种战略提出是在1984年4.反贫困的主流模式到今天已经改变过数次。从扶贫的模式来看，经由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变成今天的扶贫到户和以人为中心5的过程。而从针对的单位来说，则经历了以县为单位到以村为单位的变化。从扶贫的主体来说，则从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等外部组织，通过自上而下的介入为主，变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扶贫为主的模式。此外一种变化是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聚集于某个地理区域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6，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变为以地域分散的“插花贫困”和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为主7.在此过程中有三个特征正在日益突显出来。它们是：扶贫干预措施及其活动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以农户/个人为中心，越来越强调被扶持对象的主动参与8. 　　本文提出的问题正是以上述反贫困战略的当前方向：即以人为中心的参与式扶贫为背景，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也是针对这一反贫困的新路径目前存在的问题而发的。 　　例如，虽然强调自下而上和赋权的参与式扶贫已经成为主流的话语，但是在扶贫实际活动中，自上而下的路径仍然是主要的操作模式9.其次，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干预活动更经常体现为以现代性假设和工具理性为价值的规训和管制穷人的措施10.这些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经常体现为管制穷人，而非帮助穷人脱离贫穷（如果将贫困当作一种社会地位来理解的话）。 　　我们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出现是与反贫困/发展领域一直是多种知识话语和不同利益群体争战的地方有关。简单地说在实践层面的问题经常是由于不同的中介或操作者根据自己的行动事项（agendas ）选择和决定的结果，这种选择不一定是反贫困知识－政策的制作者所期望的。但是在撇开反贫困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利益纷争的状况不谈，我们认为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以规范的参与式为范式的反贫困活动也有着干预活动非动态的和信息滞后的毛病。 　　概括起来说，以下几点是一般的反贫困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一，贫困户确定的准确率不高11； 　　其二，贫困指标是外部性指标，不能反映贫困的个别性和地方性特征。这种以统计性的纯收入/支出指标来衡量贫困的做法，不能反映当前贫困的地方性和相对性特征，更不能反映贫困的社会地位性特征。 　　其三，反贫困措施的滞后补偿。贫困户的确定和反贫困干预措施，一般都给人予非历史的印象，好像贫困是永远如斯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不关注“时间”因素。在实践层面也是“贫困户”/贫困地区经常一定多年不变，而且干预经常是马后炮式的，不能反映和应对贫困发生的动态性，因此措施和干预活动的到位也常常是滞后的。贫困户确定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种马后炮式反贫困引起的。 　　其四，引发贫困而非减轻贫困。一些反贫困干预起到与反贫困目标相反的作用12. 　　贫困转折点干预：假设和验证 　　贫困转折点的提出：学术背景及假设 　　我们根据多年的反贫困经验，总结和反思过往的反贫困路径和模式后，不仅发现以上提出的问题，而且开始思考针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贫困生涯转折点干预的设想就是这种经验反思和理论探寻的结果。 　　贫困生涯转折点的说法虽然以前没有理论提到过，但它的提出绝非空穴来风。“转折点”及其对贫困生涯建构意义的灵感可以说是得自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关于生命历程（life course）建构与转折点研究的启示的13.例如，社会学家Glen Elder在1970年代首先运用生命历程分析的概念来研究三十年代大萧条一代人的人生生涯。后来人类学家Caroline B.Brettell将Elder 的方法用来研究人生建构与转折点的关系。她在研究性别建构与人生转折点的关系时，讨论移民、结婚或成家和财产继承这样三种人生转折点对于葡萄牙人（特别是乡下人）的性别建构的意义。笔者最近对一个云南农民社区的研究则将个人生活历程与社区事件和宏观社会语境相接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