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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 ——理论、历史、现实与出路 董正华教授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一、二元社会结构说的理论来源与中国的现实 二元社会结构说来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所谓“二元结构”即传统经济部门(主 要为满足农村自我消费)与现代经济部门(以大工业为代表)并存。二元结构存在的条件是 不变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二元结构消失的过程。刘易斯二元 结构理论的适用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 从二元向一元过渡)。刘易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兴趣的变化完全适用于欧洲， 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而且，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来说，似乎可以确实假 定经济的扩张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 扩张却不是有保证的”。(刘易斯，1989：1) 刘易斯理论模型突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确定了时限标 准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也强调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刘易斯关注的中心是现代部门的 发展。在《再论二元经济》中，作者注意到当代发展中国家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国情的差别： 1．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西欧开始工业革命时，农业人口已下降到占劳动力的 50％左右：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70％80％的情况下开始的， 需要从农业转移出去巨量人口，因而转移将是长期的过程。2．现代部门由于采用节省劳动 力的装置，“其后果是减少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力盈余”。3．现代部门的中小规模企业日益 脆弱，而这类单位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虽然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经济的水 平可能远远高于一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但二元结构的转化却更为困难。 · 刘易斯理论模型对近代中国有部分适用性：前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自给性农业与 商品性家庭手工业并存，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传统的一元结构有可能分化为二元结构。19 世纪末以后，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中国社会中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与传统经济 一社会并存，形成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外层中国”一内陆乡村)。然而。中国传统经济 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条件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转换有重大不同，如同黄宗智在对中国的华北和 江南农村的研究中所发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这类现象与 经典的、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范式相悖。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有可能走一条不 同于当初欧洲发展的新路。(黄宗智，1986，1992，1994)此外，刘易斯的二元论视传统部 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最终将被现代经济所取代。吴承明先生提出：现代经济与传统 经济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 值的东话，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转型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 是多途径的。(吴承明，1996：189—190)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其要点是城市 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城市居民)与农民(乡村人13)的人为隔离；维护机制包括户 籍制度，就业政策，城镇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单位制，收容制等等。造成的结果是城乡之间 的断裂：城市集中和垄断了大部分一I二商业，资金、技术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 流动，城镇居民与乡村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不平等，等级身份制下乡村居民在就业、教育、 迁徙、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权利无保障甚至被剥夺；农民被固着在有限的耕地上，基本保持 10 依靠人力、畜力的落后的劳动方式：农村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归结起来就是并非中国特有但 独具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工业化进程成了强化二元结构的过程：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两种所有制的区别、统购统 销等强制“榨取”农业，将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通过人民公社、严格的户籍 管理制度等，将“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留在了农村，需要时“呼之则来”，不需要时“挥 之则去”。 维护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出现了蓝印户口、暂住户口 等变通形式，一些城镇相继标价出售非农户口。人口统计中造成“农村人口9．3亿”而“农